为了确保“爱国者治港”，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北京认为，自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香港出现反中乱港势力、本土主张分裂势力，公然鼓吹“港独”主张，公然利用立法会、区议会平台及公职人员身份，阻挠港府依法施政等。因此，决定重新构建选委会，优化选委会的规模及产生办法。
现时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大方向是大幅提升信任的政治力量在香港选委会和立法会的影响力，让他们能主导香港政治。此举势必会削弱泛民在选委会和立法会的影响力，而泛民主派的参选空间同样会因应“爱国者治港”要求有所收窄。
过往，北京与泛民主派愿意进行沟通，共同推进政制发展。(HK01)
过往，泛民主派不论在区议会选举或立法会选举中，均取得约60%选票，反映泛民主派取得60%港人支持，亦是代表60%港人的意见。但遗憾的是，在泛民阵营内部，近年来激进抗争的声音明显盖过传统温和泛民，令后者不得不被裹胁。修例风波爆发后，鉴于泛民的激进表现，北京治港体系对泛民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点。2020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作出国安层面的硬性约束，继而数名泛民主派议员被香港政府宣布即时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后有泛民主派议员总辞，让泛民主派在立法会退场，接近丧失立法会内外的话语权。
近月，不少泛民主派人士亦决定流亡海外、退出政坛、甚至还柙候判。相信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对今天自身的处境，无不感到失望。对于北京完善选举的新安排，不少港人担心泛民主派会否自此之后不得不退出香港政治的舞台。社会对此议论纷纷，事实上，泛民主派对香港发展相当重要，仍代表不少港人意见。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为今后香港发展，北京及港府仍需依赖泛民主派与这一部分港人取得联系。就像邓小平曾说的1997年后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和最近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的“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并非是为了刻意剔除香港泛民，而只是要求香港从政者符合“爱国者”要求。
过往，北京与泛民主派愿意进行沟通，早在修例风波爆发前，虽然两者未必持同一立场，但不时有互动，有一定的互信，共同推进政制发展。在2010年，香港各界当时积极讨论香港政改。为讨论2012年香港政改的安排，民主党三名核心成员何俊仁、刘慧卿及张文光与时任中联办副主任李刚进行会面。会面结束后，李刚形容会面气氛坦诚，认为北京与泛民主派存在分歧是在所难免，但就问题作理性讨论及坦诚沟通，终能凝聚共识。最终在表决前，港府得到北京同意后，接纳民主党提出的功能界别改良方案，让修正案能在立法会通过，为香港政治写下新一页。
在2015年，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与香港民主党领导层进行会面。当时，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双方就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交换意见，属正常安排。民主党的刘慧卿指，可以面对面与北京官员反映民意是很重要的事，公民党的梁家杰亦对会面持正面态度。而港府及建制派亦欢迎北京与泛民主派的会面，认为两者的关系不至于决裂，有助港府施政。
从这两次会面中，反映北京与泛民主派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但实质是可透过对话消除当中的矛盾，透过协商求同存异。现时北京决定完善选举安排，并确定“爱国者治港”，虽会对泛民造成冲击，泛民也应该反躬自省，但并不等同泛民主派没有生存空间。早在2018年，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前民主党副主席张炳良曾指，泛民主派一直争取曝光保存议席，或抱“二元对立”思维，虽然让泛民主派的政治光谱愈拓愈阔，但议会影响力却愈收愈窄。他认为泛民主派需要告别旧思维，另觅新出路。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曾指，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已体现北京的政治包容，反对派还是可以长期存在，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近月的连串事件，无疑是对泛民主派的一个重大冲击和警醒。在北京决定完善选举安排后，刘慧卿强调民主党爱国爱港，并指未来仍会争取立法会议席。这反映，泛民主派在香港仍是有新出路，而重点在于泛民主派需要“爱国”及尊重宪法。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百家争鸣本就是香港政坛在“一国两制”下的特色，只要满足“爱国者”前提，毋须过度忧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会被针对、被打击。对于泛民来说，应该要去反省近年来自身不断被冲击的遭遇，要去思考自身和北京的关系何以一步步恶化到今天程度，要去理性认识自身处境，学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积极与北京沟通，只要能够消除北京的疑虑，达到“爱国者治港”要求，还是能够找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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