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总理温家宝致函友人谈到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着作中的民主与法治的启蒙，为政者应以「万民忧乐」放在第一位。近年中国研究黄宗羲思想方兴未艾，胡温提出的「以民为本」，是受到黄宗羲的启发，但也要警惕「黄宗羲定律」中越改越差的陷阱。
一切思想史都是当代史。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研究热，近年在中国大陆持续不衰。黄宗羲具有民主启蒙思想，他的《明夷待访录》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十七世纪中国向往民主政治的纲领。黄宗羲提出一系列渗透着主权在民意识、政体监督意识和工商皆本意识等具有近代民主启蒙色彩的政治主张，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黄宗羲对于封建传统体制的反思，显示出巨大的思想价值，对当代产生影响。
北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黄宗羲的思想一向重视，喜欢读黄宗羲的着作。他在收到友人、曾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退休官员史晓风转赠的新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卷后，写了一封信给史晓风，对黄宗羲的思想作了评价。温家宝在信中说：「我喜读黄宗羲着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今年是黄宗羲逝世三百一十周年。今天看黄宗羲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仍令人震憾，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借监与启迪。黄宗羲思想研究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光认为，黄宗羲是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博学多才的学问家，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宗师和理论奠基人。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深入而系统的批判，阐发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黄宗羲的批判求实精神及其改革主张，已经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特别是黄宗羲以「万民之忧乐」为治天下标准的思想，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
吴光说：「温家宝的这封信，不仅仅是给私人的信，也不仅仅是评价黄宗羲的思想和着作，而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即以民为本，推崇科学民主的理念。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坚持民主，执政为民。此外，黄宗羲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行』的观念。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力行』哲学，他提出『力行为工夫』，即『实践哲学』，他是在对生命理学的过分强调道德和个人身心修养的批评基础上，提出力行哲学的。温总理的信对黄宗羲思想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
黄宗羲定律引以为戒
温家宝对黄宗羲的思想与着作一向十分重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撰写了《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温家宝曾在此文章上作了批示，提出现在应如何避免「黄宗羲定律」的思考。二零零三年三月，温家宝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提到「黄宗羲定律」。他指出，共产党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家宝说，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五千七百人，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指改革后的转折比以前更差。例如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日子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农民实际负担更重。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加大农民的政治参与
学者吕贤等不少人认为，「黄宗羲定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黄宗羲定律」需要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角度作解读。在「黄宗羲定律」中，听不到农民的声音，看不到农民的身影，在重大社会变革的设计中，农民没有选择权，没有话语权，无论当权者设计制度多么不合理、不公平，农民只能被动接受。农民政治参与权的丧失，根源在于经济的私有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政治私有制」。农民政治参与权的缺失或被剥夺，是专制社会的一大特徵。农民不能对强加在身上的负担讨价还价，不能对各类摊派抗争和拒绝，这就为「黄宗羲定律」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在丧失政治参与权的情况下，最后往往选择「非常规」的抗争手段甚至暴动即「起义」，以此主张自己的生存权利，「黄宗羲定律」为警示今天，提供了历史借监。
前不久，在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会议上，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前《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也提到了「黄宗羲怪圈」。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徐光春调任河南后，立即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从二零零五年一月在全省范围全面免徵农业税，河南农村税费改革至此「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不久，他又指出，在乡镇工作的超编人员这么多，在农业税取消、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靠举债和转移支付资金发工资，长期下去，财政开支和农民负担就很难真正减下来。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税费改革后，缺乏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徐光春认为，乡镇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而应有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到位，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能力较差。
截至二零零四年底，河南省二千一百个乡镇政府总编制数为十六万二千人，实有人员三十万二千人，超编八成六，平均每个乡镇超编六十七人，有的乡镇超编三百多人。此外，全省乡镇政府还有临时聘用人员一万二千多人。这些人主要依靠农民的税费养活。在乡镇，正副书记、正副乡长、正副乡人大主席，吃饭围一个大圆桌还不够坐：一个乡长、几个副乡长、十多个办公机构、每个办公室几个办公人员，还有一些办事员。此外，还有一批享受正副乡级待遇的干部，几乎每个村摊一个乡长。这就是中国大陆各地目前乡镇机关的现状。今年九月，河南省新一轮撤乡并镇工作接近尾声，全省撤并四百七十多个乡镇，减少二百多个，同时有十四万超编「乡镇官」逐步分流，在运行中面临的压力比取消农业税还要艰巨。据悉，四年前，河南有过一次撤并乡镇的举措，但缺乏配套的人员分流政策，不久便流产了。
禁止乱摊派乱收费
农民负担沉重始终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热点问题。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决定由农业部、国务院纠风办、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以及教育部组成联合检查组，分别对内蒙古、浙江、江西、广西、贵州等五省区重点抽查农民负担情况，内容包括减免农业税及对村级和农民各项补贴政策的落实情况；对农民建房、计划生育、生猪屠宰等方面收费及对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经营性收费中的乱收费、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收费等方面开展专项治理的情况，对不落实农业税减免政策、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强行集资摊派等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的查处情况。
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善洪，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宗羲全集》的出版，就是由他和吴光筹备的，当时他兼任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他认为，黄宗羲不仅对封建制度作系统批判，而且还提出带有近代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思想，尤其是其以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律上的平等诉求为主要特徵的法制理念，今天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黄宗羲所提出的政治、经济、法制等原则，与尔后西方启蒙主义者所提的原则，竟惊人相似。沈善洪说，以人为本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以民生为急」，倾听百姓呼声；二是让百姓自己做主，使之获取基本权利。如果说前者是早期儒学所固有的道德传统之一，那后者便是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所追求的政治理念之一。
反思明亡促以民为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认为，黄宗羲与当时一流知识分子一起，在明朝覆亡的刺激下，对政治不仅作了「理念的反省」，同时也作了「制度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仅涉及土地赋税等制度，而且对封建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提出了深刻和尖锐的反省。这种政治思想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础，则是黄宗羲得自古典儒家的深厚的民本主义观念。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和民生思想，在推行改革开放的今天，认识、理解和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治实践，确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值得深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说：「民本思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价值和政治理念。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充其极，而且它越过传统的极限，开始考虑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我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他对于君主专制的祸害有如此激烈的批判，又把民本高于皇权的思想表达得如此明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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