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序进入5月，再过不到两个月时间，马上就是中共建党百年大庆，全中国大陆从官方至民间浩浩荡荡地展开各种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诸如台盟的“阅﹒思源”红色系列讲堂，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党史讲给台胞听”、湖北宜昌台胞家庭组织“学党史颂党恩”朗诵会，体现对中共党史论述的重视程度。然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历史课本，谈起中共党史却只以空泛无物的形容词描绘中共建党这一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用“十年建设”笼统地掩盖国民政府执政下民不聊生的惨况，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仍然贬多包少，让人不禁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
依据《108课纲》所编纂的台湾初中社会科、高中历史教科书，于2019年正式上路以来，就遭到“去中国化”、“美化殖民”等种种批评与抨击。（许陈品／）
轻描淡写的中共建党
众所皆知，自1949年迄今两岸政治上分治的态势，乃国共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加上美苏冷战的缘故，台湾被裹胁进了美国围堵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岛链”中，从两蒋父子、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以及今日执政的蔡英文，多数台湾领导人均致力于抹黑、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人为制造台湾民众对大陆官方的反感，其中最立竿见影且受众面最广的，无疑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
2019年9月，依据《108课纲》所编写的小学、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该年度秋季开学后正式上路，标榜仍以通史方式叙述的初中社会科（历史）课本，其中不但对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发展叙述篇幅有如凤毛麟角，并存在不符历史事实的陈述。
https://i.imgur.com/kHuzUIP.jpg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但台湾初中历史课本却并不强调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的关联。图为陈独秀与其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翰林版先是在“旧传统与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章节中提到“思想的解放”：“当时引进中国的西方学说中，包括共产主义。后来一些信仰者于民国1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以这寥寥无几的40余字轻描淡写交代“中共建党”。虽然该节内有介绍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引介西方文化、批评传统，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并将民主称为“德先生”、科学称为“赛先生”之叙述，但没有提到陈独秀与中共建党的关联。至于中共创党时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物李大钊，在课文中更是完全没出现。
与翰林版相比，康轩版对中共建党的叙述虽然多了近三倍，却略显空洞。该版本称：“
新知识份子积极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共产主义等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使人们了解中国既有的思想难以适应世界潮流，刺激人们追求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共产主义的人士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政局带来巨大的变化”，以110余字就交代完中共建党的过程，但对中国知识份子自清末以来希冀救亡图存的内生动因、国际共运发展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背景，却阙而弗录。
搞错中共建党初期的工作重点
相较于翰林、康轩版，南一版的状况稍微好些，是在“民初的对外关系与文化变迁”章节中提到中共。其在“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社会主义的流行”一节里说到：
受到国际风潮的影响，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开始引进各式社会主义思潮。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深远。在救亡图存之际，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再加上俄国在共产革命成功之后，随即放弃在华特权，博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好感。1921年（民国10年），在俄共的协助下，中国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当时的北洋政府，宣扬社会主义理念，推动青年革命。
尽管南一版较具体地叙述中共建党的时代背景，却把中共建党时的工作重心搞错了。事实上，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只说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并且“联合第三国际”，且《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称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工人组织、进行宣传，成立工人学校与研究工会组织，根本不存在所谓“以暴力革命推翻北洋政府”或“推动青年革命”的目标，南一版叙述的历史事实明显出现错误。
仍以“十年建设”掩盖农村农民凋敝困境
在启动教育改革前，台湾“部编版”历史教科书习惯称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0年为“黄金十年”，极力突显南京国民政府的执政成就，迄今仍有两个版本的课本以“十年建设”为名，强调国府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掩盖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贫困、饱受剥削之困境，也使中共在农村发展根据地的作为显得相当突兀与莫名其妙。
翰林版称：“十年建设期间，国民政府仍面临挑战。中共在国共决裂后，即自树武力，扩张地盘，建立政权。民国23年不敌国军，突围而走，次年抵达陕西北部。”康轩版在谈完“十年建设”后提到“剿共”时称：“国民党清党之后，中共不断扩张势力，并在江西山区建立军队及政府。民国19年起，国民政府多次派兵围剿中共，迫使共军于民国23年离开江西，次年抵达陕西北部，此即中共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上述两版本历史课本都掩盖了1930年代中国“农村破产”、“工商业垂死挣扎”的真相。
在1931年至1934年的大萧条中，不仅全中国农村产值下降47%，富庶的江南无锡，当地中小地主几乎全部破产了，银行的抵押贷款，几乎全以地主为对象，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不只江南，获得“乡村建设模范县”称号的河北定县（今河北保定定州市），1933年离开家乡谋生者就超过一万人。如果不是民生凋敝走投无路，会有20余万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追随中共“长征”吗？
反观如今台湾一些“名嘴”信口开河调侃“长征”是“流窜”，讪笑其具有“流寇属性”时，可曾想过彼时若不是朝不保夕、只求一口温饱，又有谁愿意远走他乡、走上革命的道路？显然他们无视知识份子改造贫弱中国的初衷与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把“完成北伐”的南京国民政府背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路线当作理所当然，却又陷入昔日国民党塑造的“黄金十年”神话中而不自知。这也正是民进党接过国民党反共大旗后，在当代刻意塑造两岸民众心理距离的又一“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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