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运，历来的说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命运生来注定，不可抗拒。一种是，人可以通过努力战胜命运。在我看来，两种说法似乎冲突，但说的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两种说法都没有错，但都不完全。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只是一个千百年过程的短暂瞬间，一个瞬间是不可能完全改变总过程的。但是过程本身却又是无数瞬间的总和。只要人们不断地改变瞬间，就有可能在未知的将来改变总过程。人类从野蛮无知到现在相对的文明发达，应该说就是一个改变过程。
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只不过是人类，或人类中的某一部分先知先觉者，试图改变人类命运的一个努力。由于参会国的不同利益和不同目标，很可能使这个努力化为泡影。即便这样，这种瞬间努力也是值得的。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清晰的印记：你必须对地球暖化的灾难做一些什么。到了未来某一天，持有这样印记的人多到一定数量，改变是一定会出现的。
作为一个华人，我曾经去过世界不同的地方旅行，比较过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有一些令人羡慕，有一些差强人意，比较之下，我还是最关心中国的命运。那是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生活着我最亲近的人。超脱实在做不到。刚刚从中国旅行回来，感受那里贫富和繁荣文明的强烈落差。今天又读到一篇新闻：《上海受困女生自杀，知识为何难改命运》，http://www./news/gb/china/2009/12/200912112046.shtml心中更难以平静。
这篇的报道来自于近日网上的一个热贴，显然不是虚构，有母女和自杀现场的照片为证。根据网帖的描述，今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在学校研究生宿舍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水龙头上，半蹲着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原因是和自己同住学生宿舍相依为命的母亲，将要被赶上街头。他们负担不起当地的房租。这一事件虽然偶然，但不会是例外。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经济繁荣的骄人业绩，继续刺激房地产，必将制造更多的杨元元事件。杨元元们不会威胁执政的稳定，但享受不到昔日繁华的大款们也许会。
这类带着血泪的故事，据说“旧社会 ”很多。就是因为那样，几千万烈士才抛头颅洒热血地“改朝换代”。他们当时的最高希望，是通过“革命”这样一种坚决彻底的手段，把所有的坏东西都革除掉。迎来一个“红彤彤，亮堂堂”的新世界。如今年过九十，也就是那些先烈的同代人，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不知道他们对自己当年的奋斗结果，有何感想。我相信只要了解真情，一定唏嘘感叹的居多。
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有些非常美好的希望，争取到以后却是那样地不美好呢？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欺骗。欺骗一定是有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但是用少数人的欺骗来为全体开脱，显然不是最负责任的思路。共产党内也并不人人是骗子。找历史教训不是这样找的。我以为，美好希望的破灭，是因为人的希望，包括最美好的希望，从来是有局限的。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希望也有限。通过奋斗达到的结果，当然更有限。
比如一百年前，孙中山的同袍们，希望“共和”。六十年前，毛泽东的追随者，希望“民主”。结果，“共和”与“民主”都没有实现。三十年前，邓小平的拥护者，已经既不相信共和也不相信民主，只希望“小康”。现在看来，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小康的实现，还遥遥无期。更多的杨元元们，将把小康扯得支离破碎。为什么呢？因为“共和”或“民主”甚至“共产”的希望，都只不过是改变政体，至于政体改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那是不清楚的。“小康”的希望已经超出政体改变，至少这是对一种生存状态的要求，和选择谁来统治无关。但仅仅要求富裕，不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富裕，在我看来，也是很受局限的。中国人要求“均贫富”，已经要求了几千年。之所以还不能实现，自然有其客观原因也就是局限。
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据说已经被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奥巴马领走了。他刚刚宣布在阿富汗增兵。这是有史以来一次受争议最多的颁奖。现在我来揣测一下诺奖评委们的“希望”，那一定是不便说出口的“谁都不要得罪”。因为如果真要希望 “和平”，一定还有比奥巴马更好的人选。正由于一个受限的希望，使人作出了受限的选择，闹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剧。
希望不是唯心主义的所谓胡思乱想，而是通过大脑周密思考，谨慎选择而最后做出的现实行为。希望对客观世界产生的，已不仅仅是精神作用，而可以说是物质作用。受限的希望决定受限的选择，低层次的希望决定低层次的选择。受限和低层次的选择，决定人类的受限和低层的命运。
如果有人问，你有什么“高层”的希望，亮出来看看吗？我会说，“文明”应该是比“民主”或“小康”都要高一些的希望。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完全理解了文明，知道其中包含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包含平等、民主、宽容、同情，他们一定会作出比“民主革命”更好的选择。
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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