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小说浓缩百年历史风雨，《大江大海》、《巨流河》、《文学江湖》以及《我们台湾这些年》四本小说中的 “1949”，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回忆，亦是他们的记忆分叉点。过去几十年，因为台湾的 “去中国化”与中国的 “去国民党化”， 令“1949”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了既神秘又熟识的一组数字。齐邦媛、王鼎钧、龙应台和廖信忠这四个出生于不同年代的 “台湾 人”，不约而同地重新书写1949，不但在中港台三地创造了销售奇蹟，推翻政党操控舆论，更意外地在马政府上场后的这个两岸蜜月期，用文字悄悄穿针引綫，以文化促进政治交流。
1949引起两岸共鸣
在2009年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在台湾首刷就有15万本， 10月仍高据台北、香港及马来西亚的畅销书榜首，亦是大陆出版社洽询版权最热烈的台湾书目之一。至于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更于中国大陆狂卖30万本，12月仍拿下上海、北京及广州三地的销售冠亚军。齐邦媛的《巨流河》，在台湾销售亦仅次于《大江大海》。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2月更在一週之内由畅销榜的32位跃升至第4位。这股 “1949”效应，改变两岸读者的阅读习惯，先不论中国大陆过去对多少台湾书籍实行 “销禁”，以前台湾读者大多关心本土发生的事，拒绝接触近代史，但《大江大海》写的是国民党，又是一段 “中近代史”，完全打破了台湾的阅读常规。
《大江大海》所写的是一群战争 “失败者”。作为出生在台湾的国民党迁台后代，龙应台书写1949有种寻根的意味。齐邦媛和王鼎钧历经国共内战和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最终来到美国，呈现出这些 “失败者”在政权更迭下的无奈。1949热潮与两岸和谈的背景有关， 特别是最近的江陈会，让台湾人民关心到两岸的发展。“在两岸和谈的时候，需要尽量把当年的真相弄出来。像我们这些生在孔子下、长在新中国的中国学生，一直都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们也会好奇，到底台湾人怎样诠释历史?”
一面事实两种解读
邱辛晔形容国共战争是 “兄弟之争”，《大江大海》以 “小江小海”的方法去忆述当年发生的事，写出不同人物各自的局限和悲哀，儘管它们只是 “宣传大海”中的一丁点不同声音，这些回忆足令经历过国共分裂的两岸人民产生共鸣。邱辛晔是中国大陆开放后，留美的众多学生之一，在法拉盛这个华人聚居的地方，住了不少包括王鼎钧在内的老知识份子和邱辛晔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是这些1949书目的主要读者群。成长于北京、四川等多个省市的北美中国书法协会副会长黄田，在89后来美读书，虽未经历1949，1949对他却意义重大。“我有时想，如果父亲当年跟国民党走了，就是另一番天地；他留下来贡献新政权，最终我们却家破人亡。”黄田的父亲是个高级知识份子，在大跃进时期受到重用，被调派到四川建设电力，不久爆发文化大革命，黄田父亲在迫害中过世。黄田来美才发现，台湾学生不知道中国抗战的三大战役，而中国的学生亦不知道什麽是 “金门大捷”。黄田表示，1949年发生的事只有一个事实，但由于两党不同的教育，把历史改写了。“以前看过一个卡通，中日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代中国接受日本投降，上面写着蒋介石佔据了胜利的果实。这就是偏颇的意识形态。”
再谈1949，意义何在？
龙应台表示，重谈1949，是希望促进两岸的 “历史性和解”。在两党实行30年 “去中国化”和 “去国民党化”的政策后，两岸今日能否藉着加深了解，改变自己对的政治身份的看法? 曾于台湾、阿根廷、美国各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的王懋轩，是早年迁台的知识份子。他表示 : “中国人并非由政治界定，而是靠文化界定……去中国化和去国民党化都是意气之争。” 王懋轩认为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 “天下为公”，但因为海峡两岸政党的私慾，引来不断的干戈，他担心，现时两岸对1949的热烈讨论仅限于自说自话，各人为自己的立场争辩，未必收到交流作用。
对于亲身经历1949的王懋轩来说，国共分裂是中国人的悲哀，既然往事已过去，最
重要的还是在当中取得教训。 “阅读1949，最重要的是有同情心。那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有正确亦有错误，但我们要愿谅做错事的人。”例如王鼎钧书中写到的国民党白色恐怖，王懋轩也认同国民党是做得太过份，但同时亦要体谅当时国民党的无可奈何。对于龙应台形容他们一辈是 “失败者”，王懋轩笑说: “苏轼也是政坛上的失败者，但却是文坛上的胜利者；王鼎钧也许是失败者，但他在文坛上努力，最终成了散文大师，他是失败者亦是胜利者，因为失败，所以也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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