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郡县制源于秦朝，以后的历朝历代，基本上没有做过大动作的改革。中华民国时取消了州，代之以市，这里所谓的市，相当于古代的郡或者州。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一定幅度的改革，但是，除了扩大了市（地区）的管辖范围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县市长从外地调入，本地人没有当选县市长的资格。在这种简单的人事变化的背后，却聚集着越来越大的国力消耗，并且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其一，县市两级成了基层的低档次企业集团，市长县长成了集团的总裁。按照市场经济环境的思路来看，县市两级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两个层次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县级的经济特征，更为明显。然而，这里却出了一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利益上的脱节。虽然说县级这个经济集团的总裁代表着这个区域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个总裁往往会忽视了集团内部的集体利益，因为，县长很难说是当地的代表直接选举出来的。即使他是当地的代表所选举，但是，他们脑子里的民意，又有几何？这种利益的脱节，民意的缺失，造成了很多县区经济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了深度的亏损。这种亏损不仅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非常明显，即使在经济发展环境好的时候，也在隐隐约约地阵痛；当前农村购买力比较低，首要原因就在于此。
其二，县市两级成了一些官员的低档公费大舞台，能否成名在此一举。由于市长县长从外地调配，他们的位子，基本上成了很多人镀金的电解槽，或者说是低档次的公费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之上，他们往往会琢磨出几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点子，一边落实，一边吹嘘，给自己今后的升迁制造亮点，这个亮点，往往会成为这些官员名声大震的八卦式闹剧。依靠这些点子，出名了，升迁了，而真正落实的那些成绩，往往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这种社会性公费消耗，在繁衍，在变异，简直可以称之为病毒。
其三，县市两级的官位成了基层官员人生辉煌的终点站，酿造了县市级官员的低素质氛围。基层县市长少数人经过人生的努力奋斗，可以晋升为省部级高干，绝大多数，只好在县处级、副县处级的位置上终结人生的辉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很多基层官员从普通的不入流干部开始进入官场舞台，再加上一些低素质的人群被压缩到农村基层，吸收到农村基层乡镇管理机构之后，这些人开始了无规则的竞争，其实，很多人再努力、再竞争，按照土话说，就是顶破天，熬到一个副县级的位置，也就相当不错了，甚至很多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位置。但是，正是这样低端的辉煌的位置，让一些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尊严，打乱了社会管理的正常秩序。
其四，县市成了农村土地的批零超市，农民失去土地却没有利润。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县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些农民被迫在建设规划的诱导下，贡献出集体所有的土地，虽然得到了低价补偿，但是，这些土地产生的高额利润，却不能拿到手。这种土地的规划和出让，成了农村土地的最低级超市，而为这个超市提供资本的，却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
其五，县市成了低端劣质产品的集散地，受害最大的是农民。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家用汽车等高技术产品之外，多数低端产品甚至劣质产品，被推向了农村市场，很多农民深受其害。这里有农村经济落后的一面，也和当地的管理者息息相关。最近，广电总局强力限制了山寨锅。4000多万山寨锅，应当说百分百在农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农民无力使用数码电视的终端。按照文化娱乐、舆论宣传的角度看，这些山寨锅本来是应当允许的，这些山寨锅被黑之后，可以产生多少思想的真空？我们的国家管理者要失去多少民心？人们到农村的市场上看一看，哪些食品是标准的合格品？这些东西对农民及其后代的潜在威胁，应当说难以估算。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自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县市两级的管理者，这里的中心，还是管理体制问题，还是区域管理机构的设置问题。所以，在此提议：（1）应考虑撤掉县级管理机构，由市级直接管理所辖区域的乡镇农村。（2）应当考虑实行县处级以上干部全国统一招考和调配。（3）应考虑对所有农村乡镇和行政村进行建设规划，逐步取消对农村土地的出让制度，让农民依靠自己的土地，集体参与城镇建设和管理。（4）应加强农村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技术监督，保证农村各类产品达标。（5）应考虑免费向农村发射电视信号。将农村这块文化阵地管理好，将农村广大的空间，当作新时期舆论宣传的最大阵地，你不去占领，其它的思想去占领，后悔的时候做检讨已经晚了。我们不能埋怨农民如何如何，更多应当问问自己：我们欠农民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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