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安华再次掀开消费税／增值税（GST）的讨论。GST对马来西亚人并不陌生：2015年以6%实施，2018年大选后被废除，同年9月由销售与服务税（SST）取代。这一次，安华提议把GST的进项税抵扣等元素纳入SST，用意是保护低收入家庭，同时让企业享有抵扣的好处。但这样的折衷，恐怕会把两个制度的缺点一并继承。
讨论之所以重回桌面，是因为税收不足已无法再回避。我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在区域内偏低，医疗、教育、老龄化与基建开支却持续上升。《财政责任法令》也要求政府在2028年底前，把财政赤字降至GDP的3%、公共债务降至60%以下。没有更持久的税源，这些目标难以兼顾。
要判断折衷方案是否可行，先看清两种税的分别。GST是多阶段增值税，企业可抵扣上游税款，只对新增价值征税；相比之下，SST是单阶段税，不能抵扣，税基也更窄。依据我们的估算，即使GST只征5%，也能比SST多收约190亿令吉，同时避免税上加税。抵扣机制也自带监督作用：企业须凭有效发票申请抵扣，配合电子发票，稽查能力更强。
当然，GST确实有累退性的缺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占收入比例较高，所缴GST占收入的比重自然也更高。但对策应是针对性的现金援助，而不是靠豁免掏空税基。新加坡的GST优惠券（GST Voucher）就是例子。它为收入最低20%的家庭抵消了平均84%的税负。
从机制到效率，GST的经济理据都站得住脚；真正卡住的，其实是政治。GST在2018年成了政治地雷：许多人把百物涨价归咎于它，此后几乎无人愿公开主张恢复，深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但拖延不会让成本消失，只会转成更高债务或更差的公共服务。
政治顾忌正是这次折衷的由来，可惜方向错了。GST行得通，是因为它是在广泛税基上连贯运作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一旦被豁免打断就失去意义。若保留SST的豁免与行业特例，企业须逐项判断哪些投入可抵扣，税务机关也要应付分类争议，结果是叠加问题没解决，行政成本反而更高。
与其如此，不如认真讨论完整的GST。但要走到那一步，先得修好两个缺口。第一关是退税的及时性：GST在2018年被废除前，累计194亿令吉退税未发还，严重打击企业现金流，不少公司周转困难。及时退税是GST运作的前提，否则抵扣等于政府占用企业的营运资金；未来必须写明法定退税期限与透明的追踪机制。
第二关是与人民重建可信的社会契约。政府应把社会援助制度化，让低收入家庭有清楚资格与可预期援助额，并考虑GST回扣；同时减少漏损、提高采购透明度与交代税收用途。部分收入也可与州政府按透明公式分享，缩小州际差距。
这些条件并非遥不可及：税务机关与企业都有GST经验，电子发票也提供数码基础。缺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政治勇气。这类改革越早推动越容易；拖到任期尾声才“研究”，最终只会沦为又一份报告。GST要做，就完整地做；不敢做，就别搞四不像的GST-SST混合制度——那不是改革，只是把问题往后拖。
本文为作者与剑桥大学主修哲学本科生刘勤恩共同撰写。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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