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氏戰前考取日本的護士資格，二戰後在台灣的陸軍醫院裡，她為即將遣返的日本傷病患送行。認識的人都要離開了！離別的氣氛中，她感受到一種「昭和孤兒」般的寂寞。（示意圖／AI生成）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第三件回想，出自一直覺得自己被遺棄在台灣的護士詹氏。
她景尾公學校（景尾即今天的景美）畢業，曾想要繼續升學念高等女學校，但因家庭因素作罷。畢業後在附近的工廠工作時，得到公學校二、三年級時的導師小田富子教諭（詹氏在校時還是舊姓植田，四年級時則是詹氏的家事科老師）介紹，到校長家幫忙看家兼家務，之後又得到機會，在台北著名的迎婦產科當實習護士，然後考取戰前日本的護士資格。和她一起應試的兩位同院內地人同事都沒有合格。（三之三，摘自允晨文化《告別南國》）
終戰後，她在台北北投的陸軍醫院執勤。
那時北投也有陸軍醫院，我在那邊待過，雖然只是短期的。然後遣返的時候常到基隆。那時，台灣的陸軍醫院內台灣人很少，台灣護士很少。所以我好幾次為了護送病患，一路送行到基隆。
那時大家都不相信我是台灣人呢，就算我說「我是台灣人」，他們還是不相信地說「在台灣出生，那你父母是日本哪裡人呀？」到最後實在太麻煩，我乾脆隨口胡謅「我沖繩啦」，反正「台灣的人」不管講幾遍他們都不信啊（笑）。
筆者初次見到詹氏是一九八○年二月，現在還清楚記得，我那時對他的日語發音十分驚異，標準到彷彿我正在日本和日本朋友的母親談話一般。筆者那時還是研究生，在台北、台南待了兩個禮拜，和好多位留日學生的家人見面，只有她有這種感覺。
我問起來，才知道不久之前，她曾有好幾年的時間偶爾和住附近的日本公司職員的家人聊天。即便如此，這個一九四五年左右在內地人為主的職場中練出來的日語水準，到了一九八○年這個時間點，依然和內地人毫無區別。
之後，我在一九九一年再次見到這位女士，在此引用的內容，則是一九九五年見面時的訪談。訪談當下，我對於她謊稱沖繩，而準備遣返的內地人就豁然理解這一件事，多少有些疑問，因為實在難以想像這位女士在一九四五年時的口音或模樣有像沖繩的人。我也曾猜想或許是搭乘的船隻不同，大家都接受她的說法也說不定。訪談後不久，她本人就因心肌梗塞離世，無法再更詳細詢問了，因此這個疑問一直懸在筆者心中。
這個疑惑，在進行本書出版前的研究計劃時終於解開了。沖繩的遣返晚於內地，執行的時間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到十二月之間。根據台灣引揚研究會整理、編輯的資料，第一批遣返內地的時間，軍人、軍眷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底，民間人士是一九四六年二月至四月底。在遣返內地的過程中，沖繩的人們是站在台灣這一邊從旁協助的。可以推測詹氏為傷患送行大概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之間。
對於傷病兵遣返回國這件事，她說當時曾感到寂寞。
結果到最後，大家都在互相詢問回國後會住在哪裡，或接下來有什麼打算，遣返是分好幾次進行，所以大家都在說「遣返回去後，嗯，我會到哪裡哪裡」之類的。
因此那個時候，該怎麼說呢……我們那時候的心情，可以說我們都是「昭和的孤兒」吧，因為我們受的教育就是昭和的啊。所以我那時很寂寞呢，認識的人都回去了。
這裡用「昭和的孤兒」來表現，筆者覺得是非常鮮明、強烈的語彙，而且這麼一句話，被遣返的日本人應該一無所知。我想這句話也不是她一九九○年代受筆者訪問時才突然想到的，而是從終戰到那時為止的歲月中，相當廣泛存在於台灣人女性的一種感受。（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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