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员郭德纲因为在演出中，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略作修改，被指是篡改红色经典，遭到举报，连后续演出也被取消。这折射出当今中国具有强烈道德负面色彩的“举报文化”。
举报文化并非今日才出现，而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告密、检举、揭发”模式的遗绪。那个年代，社会的正常生活和文化创作，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件文艺作品，都可能被重新指责是政治上心怀叵测的阴谋。这种思维没有被完全清理和改正，反而以新的形式存续在今天的中国公共文化生活中，很值得警惕和反思。背后的反历史主义氛围，更值得深究。
所谓“反历史主义”，是一种源自中国民间的思潮和社会氛围。它无视大众正常的情感与审美需求，无视文艺创作的多元性，却单纯以封闭、僵化的极左意识形态思维，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进而变成攻击他人的武器，肆意针对和打压不符合自己思想偏好的意见、学说、见解、作品以及知识分子，以此倒逼官方采取倾向自己阵营的措施和政策。这种生态尤其令人警惕之处，在于它完全无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因此，它是对沉重历史经验的直接否定。
郭德纲事件令笔者想到2024年未能公映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1944年夏的对日抗战中，日军为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军长方先觉率领下，与前来支援的友军并肩作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坚守衡阳47天，成为抗战中最为经典的城市防御战。牺牲不会说谎，文史学界皆知那张经典的衡阳黑白老照片：阵亡将士的累累白骨排列如山。于是，在衡阳保卫战80周年之际，反映这一历史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准备公映。然而，中国民间的反历史主义势力，将举报手法发挥得无以复加。他们在网络上对衡阳保卫战参战军人横加侮辱与指责，以意识形态取代史实，以情绪标签否定牺牲。在这样的舆论态势下，《援》片在遭遇连番围剿和口诛笔伐下，最终未能上映。不仅如此，《援》片不再公映后，部分民间反历史主义声音甚至提出，要求衡阳当地官方抛弃“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提法。
这终于引起许多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弹。汹涌的民意最终没有让这种声音成为现实。
回顾当时，很多站出来质疑对文艺作品和艺术家打棍子、扣帽子的中国网民，坚守着社会人性的道德与正义。在《援》片引起的论战中，很多人看到中国社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普通民众、志工与研究者，默默奔走于山林乡野，寻找散落各地的抗战军人遗骸，协助殓葬无名忠魂。有人长年探访健在的抗战老兵，支援他们的生活，陪伴他们走过生命最后岁月。有人投入口述历史工作，留下战争记忆。有人埋首档案馆，还原一段段被尘封的峥嵘岁月。可以说，公共精神和道德正义，是反历史主义的最大障碍。
从《援》片到郭德纲，文艺生态是观察中国社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官民之间、民间内部各种不同力量之间，交互影响的结果。民间的举报文化和反历史主义，不会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文艺大发展和大繁荣。因为艺术所需要的品格，与这种思潮格格不入。时代的前进，需要那些永远怀抱理想和正义的人，而非告密者。
郭德纲事件令人想到2024年未能公映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在遭遇反历史主义势力连番围剿和口诛笔伐下，最终未能上映。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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