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ngler撰文／华盛顿对伊拉克上周选举的高投票率喜不自禁。对于华盛顿的这种反应，我们应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政治领导人面对无数恰好相反的事例仍相信民主会孕育和平？历史告诉我们：民主社会的广大选民也可能像最嗜血的暴君一样好斗。但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民主等同于和平，可惜这样的理由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这个理由始于一个绝对正确的论断：多数民众做出的决定通常比一个专制集团做出的决定要合理。疯狂可能会使一个暴君发动战争，但疯狂不可能感染整个选民。这是无可争议的，并解释了为何民主比独裁要优越。
这个理由有赖于随机误差的有益效果。在既定的一个群体中，一定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危险的疯子，但这些疯子的错觉都不相同。一个疯子相信如果有斑纹的猫头鹰离开古老的森林，世界的末日就会到来；另一个疯子为外星人的入侵焦虑不安，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合情理的念头。如果这个群体的所有人都有权投票，那么不同疯子的错觉就会相互抵消，而理智的选民将决定大局。这就是为何自由市场比中央计划机构更能胜任为商品制定价格的工作的原因所在。
问题是所有民族经常发现他们面临着可能的或无法避免的毁灭，但却找到任何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危机。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从未像今天这么频繁??预计全球90％的语言到下一个世纪都会成为“死语言”。如果战争哪怕只会带来非常渺茫的生存希望，一个面临文化灭绝的民族通常会孤注一掷地选择战争。
非常矛盾的是，毁灭之战很可能是源自理智的选择。各种选择总是包含着一个前提：选择者将继续生存。如果一方或多方意识到和平意味着自身生存的终结，那么他们就没有回归和平的动力。在此类战争中，在胜利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还会继续下去，而大多数的伤亡也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民主政府相当擅长于做出这种启示性的指示。
那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Mahmud Ahmadinejad）是伊斯兰世界最杰出的民主人士，他会告诉伊斯兰民众他们想听的话，而邻国的暴君和独裁者还是借助美式枪炮对其人民讲话。
在今年6月的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后，内贾德正领导着新一代当选的狂热分子。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同样也代表着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区民众的意愿。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现在都支持一个致力于以恐怖手段毁灭以色列的伊斯兰政党。对于哈马斯参加巴勒斯坦选举一事，美国总统布什今年早些时候说：“我希望那些参选公职的人对其选民说：投票支持我，我正期待着修补你们的漏洞。”问题是整个西岸地区就是一个大漏洞，而且无法修补。
内贾德威胁“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和嘲讽德国纳粹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是一个“神话”的言论是为了迎合伊斯兰选民。在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大众青睐主战派。伊朗总统内贾德掌握了这个基本的事实，这使他在中东胜过布什一筹。从目前的人口结构来看，伊朗没有未来，伊斯兰世界也普遍面临致命的社会危机。就伊斯兰世界来说，战争可以说是某种理智的选择，而且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这与“本质主义者”的观点相去甚远。“本质主义者”声称，鼓吹圣战的伊斯兰必定会侵略扩张。笔者在没有低估圣战这种概念中固有的危险性的情况下相信，目前的战争源自伊斯兰在特定时刻对特定环境做出的反应。
伊斯兰可能有一种征服的本能，但与内贾德统治下的伊朗秉性最相近的国家却在欧洲和美国。笔者曾在12月6日的文章中把今天的伊朗与二战前夕希特勒（Adolf Hitler）领导的德国相提并论。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常常重覆自己：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的形式出现??内贾德的例子可能就属于这一种。但那些宣导“民主孕育和平”的美国人也许是最极端的健忘症患者，他们忘了正是两个民选政府发动了西半球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
南方的美利坚邦联（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曾以无可指责的民主形式诞生。它得到南部各邦民众的鼎力支持，甚至高达3/4的南方成年男子走上了战场。从战争阵亡者在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南方在1861－1865年期间死亡的28.9万人使朗在两伊战争期间死亡的约100万人相形见绌，因为前者相当于其总人口的6％，而后者只占其总人口2％。
没有哪个战争内阁曾赢得南部邦联总统杰弗逊?大卫斯（Jefferson Davis）所得到的那么多热情支持，没有哪个现代民族能比得上南部邦联为了他们的野心而牺牲的意愿。然而南部邦联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邪恶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想保留以奴隶的形式体现的3/5的净资产，而且还因为他们企图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巨大的奴隶帝国。棉花这种农作物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能毁坏土壤，因此没有领土扩张，以棉花生产为基础的奴隶经济不可能持续到另一代。大多数南方人并不拥有自己的奴隶，但寄望于征服来实现这一目标。
伊朗人选择内贾德和美国南方人选择杰弗逊?大卫斯可以说都是理性的选择。当时的南方土地就要用尽，而现在的伊朗面临人口和石油危机。内贾德比任何人都清楚，今天的伊朗一代之后将面临灭绝的命运。他已经提议重新安置3000万农村人口（占其全国人口的一半），因为正在衰落的伊朗农村的大多数村庄都难以为继。
同样的野心使拿破仑的战士们一个个勇往直前，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使希特勒成为最受崇拜的战争领袖。1939年的德国人想成为纳粹鼓吹的统治民族，靠奴隶的劳动和掠夺的土地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笔者曾指出，希特勒是凭着其政治嗅觉和大众的支持发动了二战，他曾对身边的军事将领们说：“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德国都不可能出现一位比我更有权力的人，但我随时都可能被某些白疑或罪犯取代……德国人民士气高昂，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伯罗奔尼萨斯战争（Peloponnesian War）期间，多数民众都支持并帮助延续了那场据说是西方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斯巴达与雅典人同归于尽。西方政治哲学源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产生的后果的批判。不过，如果人们对邪恶有天生的偏好，任何哲学家都不能阻止他们走向毁灭。正如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指出的，苏格拉底这位在雅典民主派复仇风暴中的烈士不是寡头，而是一位讽刺作家。
跟已故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Leo Strauss）有关的一个学派认为，美国民主之所以能享有独一无二的成功，是因为创建了美国民主的政治哲学家们确定了一种“低而宽”的宪法框架，它可以防止美国人产生古希腊民众曾产生的那种可怕冲动。政治科学家抬高自己的身份并不奇怪。但笔者赞同另外一种观点：要使民主产生好的结果，首先必须有一个优秀的民族。美国人通过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新民族取得了成功，自治政府在这个民族手中产生了不同的效用。
注：美国加州的历史学家维克多?大卫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国家评论在线》2002年9月30日的专栏文章中谈到了雅典公民的好战特性。他指出：“我们把民主与和平等同起来，因此觉得很难说服众多自由公民去支持一场战争。但我们通过民主的方式并未付出多大代价就拿到了对伊拉克动武的许可证。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写道，说服大量自由的雅典公民接受战争要比说服几个多疑的斯巴达寡头投身战争容易得多。事实上，民主政府从不回避战争──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描述过雅典集会者如何狂热地坚决要求他们的将军入侵西西里。事实证明，民主社会的热血一旦沸腾起来，其自由公民－而不是他们的职业将领－是真正的好战者。事实上，由于自由社会自身拥有的道德自负（对其文化和政府体制的优越性的自信）及其立法机构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立即动员整个社会投入战争，民主国家是容易发动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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