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詩人白居易說,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世間有些事情是需要更長時間才能看得清楚。對於9月8日晚逝世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的評價,正是如此。
董建華是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首任特首,他負責探索和落實香港過去從未有過的政治實驗——「一國兩制」。他確保了香港回歸之後的平穩過渡,積累了「港人治港」的實踐經驗,謀劃了事關香港長遠發展的大問題,但可惜的是,在亞洲金融危機、SARS疫情與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基本法》23條立法的疊加影響下,本來任期應該到2007年的董建華選擇在2005年辭職,留下中途黯然下台的遺憾。然而在時隔多年的今天,在重新審視香港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之後,其實會發現董建華是一位有遠見、有改革意願、胸懷香港和國家的特首。
香港開埠以來,長期被英國人管治,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隨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施,董建華成為首任特首。這意味着董建華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並無現成答案可以照搬,而是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在董建華任內,香港儘管遭遇亞洲金融危機、SARS疫情的衝擊,但總體保持了回歸後的平穩過渡。董建華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引入和興建迪斯尼樂園,積極促成CEPA和自由行,提出發展創新科技,為香港的發展做了許多事情。辭去香港特首後,董建華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一方面積極參與中美外交事務,成立中美交流基金會,另一方面關心香港繁榮穩定,牽頭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從事政策研究和倡議。
1997年7月1日,國務院副總理及外交部長錢其琛將「永遠盛開的紫荊花」交給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送給特區的禮物。(政府新聞處)在董建華的特首生涯中,有三件事尤其值得今天的香港深思。第一件事是他關心香港土地和住房問題,曾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目標是十年之內讓70%的香港居民自置住房。這可以說是香港回歸之後政府解決住房問題的最雄心勃勃的計劃。如果當初董建華及其繼任者能成功實施「八萬五建屋計劃」,香港將有希望像新加坡那樣成為全球大城市的「居者有其屋」的榜樣。然而遺憾的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八萬五建屋計劃」以失敗告終,自此之後香港住房問題不斷惡化,既讓香港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之一,又嚴重侵蝕香港的發展前景。
第二件事是董建華把香港建成創新科技樞紐的設想。董建華早在20多年前便已經意識到香港需要在金融之外探索新的經濟增長點,他認識到創新科技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意義,他提出發展創新科技與建設科學園、數碼港。後來的歷史證明,包括數碼在內的創新科技對於美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然而董建華的設想並不成功,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第三件事是董建華啟動《基本法》23條立法。這本來便是《基本法》留給香港的責任,如果香港能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主動完成23條立法,一定十分有利於增進北京對香港社會的政治信任,從而有利於拓寬香港的政治空間和提升香港的民主成分。政治不是海市蜃樓,而是立足實踐,任何進步的設想只有考慮現實,才能長久可持續。「一國兩制」具有彈性空間,北京和香港的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香港人在意的政治空間、民主成分與北京的信任密不可分。董建華多次說過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是對國家和香港關係的理性總結。
香港主權交接儀式,於1997年6月30日深夜11時30分舉行。(視覺中國)然而在一連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如亞洲金融危機、SARS疫情的衝擊讓港府聲望受挫,比如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人心回歸問題未解決,以泛民主派為代表的港人對23條立法存在疑慮,比如不少港人對複雜的政治現實缺乏認知,忽略「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的古老道理,比如港府在推動23條立法過程中的策略、方法存在不足,讓董建華任內的23條立法失敗,從而影響北京和香港社會的互信,為2019年修例風波及其之後的港版國安法、選舉制度大幅修改、23條立法埋下伏筆。
以今天眼光來看,20多年前的董建華能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和發展創新科技,其實已經抓住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核心,已經看到產業發展規律。他以《基本法》23條立法來增進北京對香港社會的信任,顯示出他懂得現實主義的政治道理。然而他時運不濟,任內遇到亞洲金融危機、SARS疫情,政治聲望受挫。政策的實施與改革不能只有好的願望與設想,董建華缺乏應對、駕馭香港波譎雲詭的政治現實和社會態勢的能力、謀略、方法,以至於壯志未酬,讓不少人為他扼腕嘆息。董建華已經離世,他的遠見、改革意願、發展藍圖、胸懷香港和國家的情懷對今天香港具有啟發意義,他的遺憾、不足、未竟之業是今天香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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