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观察:从三天到六个小时
国会星期四(9月10日)针对《2026年政务官与国会议员薪金检讨》部长声明所展开的辩论,并未出现外界预期的激烈火花。
相较于2012年国会花了整整三天时间、近30名议员轮番发言且交锋不断的情况,本次辩论若算上星期二(8日)黄循财总理与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的部长声明发言时间,总共用时约六小时;参与辩论者也大幅缩减至15人,其中包括三名政务官、一名反对党议员,以及五名官委议员,人数是2012年的一半。
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薪金不再是敏感议题,而是经过15年前那场辩论后,朝野对“政务官应该获得合理薪金”这一原则已大致形成共识,争议逐渐转向两个更具体的问题:什么是“合理”,以及加薪后如何加强绩效问责。
黄总理星期二的部长声明,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场辩论的对立氛围。政府明确表示不会一步到位将部长薪金调至独立委员会建议的水平,而是分阶段调整,首阶段加薪幅度封顶9%,之后根据个人常年表现逐步调整,目标是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让多数MR4级部长的年薪达到135万元的新基准范围下限。
这个审慎的做法,得到工人党秘书长、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的认同。不过,他对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的计算方式,再次表示反对。
延伸阅读
“若我看重金钱当初就不会从政” 陈诗龙:从政代价不能高到让人才却步工人党2012年辩论政治薪金白皮书时曾提出替代基准计算方案,即将部长薪金设定为国会议员津贴的倍数,而国会议员的津贴根据MX9级别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来计算。换言之,工人党反对将MR4和收入最高的1000名新加坡公民年薪中位数挂钩。
官委议员吴多泉副教授也指出,现行MR4基准高度集中于私企高管,而这一群体主要面对商业目标,核心技能及所面对的问题复杂度,和部长并不一样。他建议考虑职业角色更为接近的专业人士作为参照。
不过,陈振声回应时指出,1990年代首次为部长薪金制定标准时,曾对标银行、法律、会计等六大行业收入最高者的薪金,但当年正是因为参照系过于狭窄,才改成涵盖更广泛高收入人群的现行框架。
杨涴凌:工友反问为何不再同甘共苦
尽管星期四的辩论整体气氛克制,但调整政治薪金的时机,依然是部分议员提出保留意见的焦点。
代表工运发言的榜鹅集选区议员杨涴凌,就反映了工友的感受。她说,面对高通胀、生活费上涨,以及人工智能引起的就业焦虑,人们对政务官最高9%的首阶段加薪幅度极为敏感。她转述了工友的反问:“不是要同甘共苦吗?怎么选这个时机?”
工人的疑问,也在《联合早报》星期三(9日)展开的线上调查中得到一定的呼应。截至10日下午5时已有超过1万3700张投票,其中只有2.4%选了“15年没有调整,是时候做出调整”,是得票最低的选项。最多人投选的是“想知道加薪后,部长的表现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标准”。
如何加强部长表现与绩效评估机制,也正是毕丹星、三巴旺集选区议员佳馥梅、官委议员潘健龙教授与何伟伦副教授等在辩论中聚焦的面向。
对此,黄总理重申,政府接受委员会收紧国家表现花红项目指标的建议,并且在研究如何将生活质量纳入考核,以及考虑公开更多花红分布范围的信息。
大众未必反对从政者获得合理薪金,只是需要了解加薪背后的问责机制,以及从政者能否以实际表现证明这份薪金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国会辩论虽然落幕,围绕政治薪金的民意沟通其实才刚进入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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