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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汉正专栏】芯片短暂,艺术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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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汉正 韩美议会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前国会议员] 

半导体的寿命以性能指标来衡量,而文化的寿命则以人们的记忆来衡量。今天,最快的芯片在几年后将让位于下一代。然而,几千年前荷马的故事通过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奥德赛》再次与观众见面。虽然旧技术会被替代,但人类对爱、失落和归属的渴望是永恒的。在人工智能时代,韩国需要问的问题也在于此。我们将创造什么?又将给世界留下什么?

半导体是韩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它支撑着经济和安全,并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基础。然而,如果说半导体使韩国成为一个必需的国家,那么文化则使韩国成为一个受人喜爱和信任的国家。韩国的下一个成功战略应从技术与文化的双重支柱开始。

李在明总统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9月7日在圣保尔德邦斯共同主持的“鲁米埃尔峰会”展示了这一可能性。两国宣布将在2027年起的五年内,各自投资5亿欧元,共计160亿韩元于电影和视频产业,并通过了旨在保护作品多样性和防止非法复制的“鲁米埃尔宣言”。独立电影的支持、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创作以及地方内容的全球化也在讨论之中。将文化的未来置于外交的中心,值得肯定。现在,我们需要提出比投资金额更重要的问题:这些投资将如何激发想象力,创造出怎样的创作环境。

文化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票房收入上。观看一部作品所产生的兴趣,往往会扩展到美食、旅游、时尚和学习韩语等领域。最重要的是,它能将陌生的国家变得亲切,让人们理解那个国家人民的困惑与希望。这样积累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也为外交和经济提供了支持。因此,文化政策不应仅仅以短期的销售额和出口额来评估。

那么,世界为何倾听韩国的故事?《寄生虫》的半地下室和《鱿鱼游戏》的甜点都是极具韩国特色的。其内涵中的不平等和生存竞争是全球人们所面临的问题。防弹少年团用韩语唱出了年轻人的焦虑与自尊,跨越了国界。最具地方性的故事能够获得最普遍的共鸣,这一事实已被韩流所证明。

韩流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因于某种国民性或某一政府的功劳。历史、传统、战争与分裂、快速发展的创伤与渴望都渗透在作品中。创作者的执着与企业的规划和投资相结合,公众选择了这些作品。海外粉丝自发地进行翻译、分享,打破了流通的界限。韩流成为了韩国创造、全球共同培育的共享文化。

促成这一增长的决定性条件是什么?那就是民主。挑战权威、揭示社会阴暗面的自由赋予了故事更深的内涵。那些不掩饰贫富差距、社会暴力和年轻人挫折的作品,反而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韩国。一个允许批评的社会也建立了信任。言论自由不是文化的装饰,而是保护创作者想象力的围墙,也是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金大中扩展了这种自由,并以政策支持开放。即使在外汇危机使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他也将文化视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1999年,他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并成立了电影振兴委员会。2000年,文化预算首次超过了政府总预算的1%。在国家困难时期,他认为必须超越眼前的生存,投资于下一个时代。

日本大众文化的开放很好地展示了金大中的文化自信。当时,人们担心日本文化的涌入会摧毁我们的文化。金大中相信韩国人能够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化。1998年10月,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后,逐步开放开始。与其锁上大门保护自己,不如在交流与竞争中变得更强。担忧最终被证明是多余的,反而是韩国大众文化拓展了日本市场。开放成为了飞跃的契机。

数字基础设施也随之扩大。虽然超高速信息通信网项目在前任政府时期就已启动,但金大中政府在1998年全面推进第二阶段项目,迅速扩大互联网普及。1999年,互联网用户超过1000万,2002年,接入超高速互联网的家庭超过1000万。在此基础上,游戏和数字内容得以发展,公众在网上创作、评价和传播作品的文化也逐渐壮大。文化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的结合,为韩流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遵循“支持但不干预”的原则。我在那个时期近距离辅佐金大中总统。2003年春史电影节上,电影人向他颁发功劳奖的那天,金总统眼含泪水,我就在他身边。回首往昔,他最大的功劳在于为创作者提供了自由挑战的条件,而不是选择成功的作品。韩流的主角始终是创作者和大众。政府的角色是相信他们的潜力,并为他们提供能够承受失败的基础。

人工智能使这一原则变得更加重要。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制作视频和音乐,降低翻译和编辑的成本。小型制作公司和新兴创作者也能尝试以前难以承担的表达。当语言障碍降低时,韩国的地方故事和独立作品与全球观众相遇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如果使用得当,人工智能将成为拓宽创作之门的工具。

当然,风险也显而易见。如果未经许可就使用现有作品进行学习,并轻易模仿创作者的名字、风格和声音,那么技术的利益将集中在平台上,创作者将失去立足之地。如果推荐算法只重复熟悉的票房公式,文化的多样性也会减少。快速、廉价的制作并不一定能带来优秀的文化。如何表达生活、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对表达的结果负责,仍然是人类的责任。

李在明政府的文化政策需要设定四个条件。第一,必须通过制度保障创作自由。为了确保政府不喜欢的作品在支持中不受损害,支持机构的独立性和评审的透明性是前提。应以作品的独创性和创作者的能力为标准,而非与政权的亲近程度,公开评选过程,并且不得干预支持作品的内容。这样,创作者才能无所顾忌地质疑时代的禁忌。

第二,必须扩大独立电影、基础艺术、青年和地方创作者即使失败也能再次挑战的基础。今天看似陌生且市场性小的实验,明天可能成为新的潮流。

第三,必须建立平台、制作公司和创作者之间公平的合同和透明的结算。即使产业收入增加,如果创作者的生活枯竭,成功也不会持久。第四,必须确保能够确认人工智能使用了哪些作品进行学习和创作,并建立权利人的同意和合理补偿原则。没有理由将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对立起来。必须有可预见的规则,以便创作者和技术企业都能持续投资。

与法国的合作也应转化为共同制作、人才交流和文化多样性的成果。不仅是大型作品,独立电影、动画和地方内容也应创造彼此市场的通道。韩国的制作能力与法国的文化政策经验结合,将能拓宽全球市场的选择。

国家的文化魅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自由创作与公平回报的长期积累,才能形成世界信任的文化。

政府无法指定下一个能够打动世界的故事。然而,可以让创造这些故事的人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并再次站起来。金大中所开辟的自由与开放之路,应在人工智能时代得到更大的拓展。拥有最先进的半导体和最持久的故事的国家。芯片的寿命是几年,但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故事却能跨越千年,代代相传。这就是韩国更大的成功战略。


作者主要经历 

△韩美议会交流基金会理事长(Korea Inter-Parliamentary Exchange Center, Washington DC) △前国会议员(连任,京畿道南杨州市,民主党) △2006~2007年康奈尔大学东亚中心访问研究员(美国纽约) △前总统(金大中)秘书长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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