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赵俪生到美国访学两个月。4月8日抵达剑桥，见不到中美学术交流计划安排的哈佛教授，孤立无援。第二天，接待单位推荐他找杨联陞，说杨是哈佛学术委员会成员。
杨比赵早一年进入清华大学，虽不同系，却彼此相识。电话接通后，杨说自己年老，没有能力接待。学生趁美国史学会议期间要求见他，他一律挡驾，其他人也不例外。
赵没有要求见面，只希望尽快找到负责教授。他困在旅馆里，不习惯吃西餐，又不善于使用美国电话，他请老同学拔刀相助。
杨拒绝替他联系，批评他既不吃西餐，又不用电话，说：“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丢人”二字刺中赵俪生。他直呼杨联陞全名，提起卢沟桥事变后，两人在清华六院门口相遇，杨感叹：“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
后来赵投笔从戎，在山西抗战两年，“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赵批评杨在中美关系极不友好的情形下，到美国为美军服务，他怒骂：“咱们二人谁丢人？”
杨没有回应。
赵在〈旅美日记〉中留下这段记录，读来令人惊讶。这样的杨联陞，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位温文儒雅学人，相距甚远。
杨外孙蒋力编的《哈佛遗墨——联陞诗文简》，附有谢泳〈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及周一良〈“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谢泳认为，杨倾右，赵倾左，二人的思想方向渐行渐远，不愉快对话，并非全无迹可循。
我写这篇文章有些踟蹰，仿佛是在挖学人八卦，有失温柔敦厚。这个故事在我脑中盘旋很久。触动我的，是周一良替老朋友辩护的话。
周一良说杨联陞长期患病。1958年起，精神疾病反复发作，严重时必须住院接受电疗。
冷落赵俪生背后另有故事
杨联陞好客，家中留有二十来本纪念册，宾客墨迹琳琅。据其子抄录，1987年头4个月，册上空白，应该正在病中。4月9日日记有“不知所云之某君”从旅馆来电，不能吃外国饭，又嫌旅馆一天75元太贵，还批评接待单位照顾不力。他在旁边批了4个字：“爱莫能助。”
几天以后，太太在日记里说他“言语开始不清楚”，也站不起来，结果又被送进医院。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读过余英时写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说杨联陞字莲生，取自周敦颐〈爱莲说〉中“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他说杨一生“胸怀洒落”。余请杨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作序。杨十分卖力，余担心老师“旧疾复发”。杨联陞五十多岁以后一直受到健康问题困扰，以至于未能充分展布“腹笥之富和才思之美”。
余英时没有说病况。读到周一良的文章，我才略微明白。
今年4月，我到哈佛大学旅游，临行前上网读葛兆光的〈重读杨联陞日记〉。文中引杨联陞不少病中日记，有些由太太代笔。她写：“你要挺住啊，你要活下去。”又说：“学生们都希望你活下去。”
杨联陞自己则记下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捆绑、戴镣铐和接受电击治疗的经历，也记下自己的梦。有时写“梦中不安”，有时写“身上发抖”，甚至写下：“我要死了。”
1958年，他写过遗嘱，安排遗产分配，让贾德纳、任之恭、刘子健等为监护人。遗嘱交给贾德纳后，忽然反悔，大哭起来，要求对方撕掉。
1987年4月9日的电话背后原来另有故事。他未必有意冷落赵俪生。那一天他只是一个正在疾病中挣扎浮沉的人。
杨联陞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1933年考入清华经济系，除必修课，所选多文史课，他以《租庸调到两税法》为题作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陈寅恪。周一良和他先后到哈佛，他和胡适联系密切，胡适曾推重其为“最渊博的人”。
1946年胡适回北大担任校长，希望他博士毕业后到北大任教。后来政治局势变化，他没有回国。周一良回国了。一身才华，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耗损殆尽。
一个留在海外，一个回到故国。杨联陞避开政治风暴，却未躲过自身的疾病暗流。两条路，同样崎岖。
杨联陞凭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扬名，1959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6年荣膺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其书评在海外汉学界一直扮演着把关角色，费正清称他为“汉学第一人”。
我在哈佛散步时，想到胡适，想到余英时，也想到在病痛与清醒之间挣扎的杨联陞。
所谓“谁丢人”，留在历史里的，只有一阵说不清的惘然，像剑桥四月的风，吹过哈佛校园，吹过莲生日记里那些颤抖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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