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签证规定可能迫使一些澳大利亚人在留在澳洲生活与前往海外照顾年迈父母之间作出艰难选择。点击 ▶ 收听完整报道。
要点：
- 家庭担心，新的访客签证规定将进一步阻碍他们与年迈父母团聚；
- 父母签证申请者可能需要等待长达18年，部分签证甚至要等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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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的母亲没能等到澳大利亚签证获批。
如今，在最初递交申请八年后，她又担心，年迈且丧偶的父亲可能也要陷入漫长的等待。
Jen在2008年以国际学生身份从南非来到澳大利亚。
此后，她在这里结婚、生子、入籍，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2018年，她开始为父母申请贡献类父母签证（Contributory Parent visa），希望有一天一家人能够在澳大利亚团聚。
但母亲最终没能等到那一天。
2022年，签证申请仍未得到处理，她便去世了。
八年过去，父亲依然在排队。
这些年里，父亲只能不断往返南非和澳大利亚，与女儿和外孙们相聚。
但随着访客签证规则收紧，这种维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
Jen对SBS表示，这对他们家庭的影响很大。
因为身边缺少多代同堂的家庭支持，父母也无法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更深入地参与孙辈的成长。
这些变化是在今年9月公布的，是联邦政府降低海外净移民人数措施的一部分。
其中一项关键变化，是在访客签证上增加新的“不得进一步停留”（no further stay）条件。
这意味着，签证持有人必须离开澳大利亚后，才能申请其他签证。
对于有年迈父母生活在海外的澳大利亚人来说，移民权益倡导人士认为，这实际上堵住了一条过去少数还能让家庭维持团聚的现实途径——父母可以先持访客签证来澳，再在等待父母签证的漫长过程中留在这里。
现在，Jen不得不面对一个她从未想过的选择。
“我们整个人生都在这里，”她说。
如果想和父亲团聚，她要么带着澳籍的孩子和丈夫，全家搬回南非，从头开始生活；要么，就只能接受一家人长期分隔两地。
“不得进一步停留”（No further stay）
“不得进一步停留”条件要求访客签证持有人在申请其他签证之前离开澳大利亚。
政府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访客签证“只用于真正的访客，而不是作为延长在澳停留时间的途径”，同时打击所谓的“签证跳转”（visa hopping）。
Registered migration agent Gary Grewal says the government's visitor visa change is affecting families who were never the target. Source: Supplied / Gary Grewal但墨尔本注册移民代理加里·格雷瓦尔（Gary Grewal）认为，新规定也波及了许多原本并非政策针对对象的家庭。
过去，符合年龄条件的父母可以先持访客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再在境内申请父母签证，并在等待审理期间通过过桥签证（bridging visa）留在澳洲。
如今，这条路基本被堵上了。
格雷瓦尔说，有了“不得进一步停留”条件，父母无法再这样申请，只能回到海外等待。
而且，近年来父母访客签证本身也越来越严格。
过去，一些父母可以在澳大利亚停留较长时间；近年签发的签证，允许停留的时间往往明显缩短，进一步压缩了家庭能够相聚的时间。
内政部长托尼·伯克（Tony Burke）今年7月承认，父母签证积压是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没有简单的答案”。
澳大利亚内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数据显示，2024至25财年，积压的父母签证申请达到15.7万份，比六年前增加5.2万份。
等待时间可能超过申请人的余生
签证新规出台之际，父母签证本身已经面临漫长的排队。
贡献类父母签证（Contributory Parent visa）费用约4.9万澳元，预计处理时间为18年。
费用低得多的老年父母签证（Aged Parent visa）则面向达到领取老年福利养老金（pension age）的符合条件父母，但预计等待时间超过42年。
对Jen而言，这些数字已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统计数据。
随着父亲逐渐老去，等待本身正在成为现实中的家庭危机。
她说，即使父亲已经排在队伍里，他们也不能让他留在澳大利亚，就这样一直等到签证获批。
按照目前的等待时间计算，父母甚至可能要活到109岁才能拿到签证。
Jen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中似乎缺少最基本的“人性考量”。
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一半澳大利亚人的双亲中至少有一位出生在海外。
格雷瓦尔认为，父母签证的年度配额限制是排队时间不断拉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让许多家庭被迫分隔多年，甚至数十年。
“你只是想和正在老去的父母多相处一些时间，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Jen说。
一个几乎无法接受的选择
对Sandhya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马上发生，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担忧。
大约十年前，她从美国搬到西澳。
如今，她和伴侣都是澳大利亚公民，也和孩子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她的父母住在印度，年龄已经70多岁和80多岁，但目前身体健康、生活活跃。
过去，她一直认为，如果有一天父母中的一人重病、失去伴侣，或者再也无法独立生活，自己至少还有办法把他们接到澳大利亚。
如今，她不再确定这条路是否存在。
“只需要一次跌倒、一场疾病，或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失去另一半，情况就可能突然变得紧迫，我也会希望把他们永久接到这里，”她说。
但按照现行制度，唯一的选择可能是申请老年父母签证，而等待时间却是几十年。
Sandhya认为，一两年的等待可以理解，但10年、20年呢？如果是在申请父母签证，难道是希望父母活到150岁吗？
她和伴侣来到澳大利亚后已经缴纳了近200万澳元的税。
如果父母能够来澳，他们也愿意在经济上承担照顾父母的费用。
但如果连一条把父母带到这里的途径都没有，她认为这将是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前景。
“那我该怎么办？”她问。
她可能只能搬回印度，但与此同时，她的孩子正在澳大利亚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
Debates around migration have dominated Australian politics of late, with the government unveiling their long-awaited policy in September. Source: AAP / Dean Lewins家庭团聚的代价
格雷瓦尔认为，过桥签证这条路被堵住后，家庭团聚正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家庭有多少钱，以及他们具体面临什么处境。
他举例说，珀斯有一个家庭因为无力承担相关费用，只能撤回父母签证申请。
后来，父亲在印度遭遇严重事故，儿子最终不得不离开澳大利亚，回国照顾他。
还有一对夫妇，一人是全科医生（GP），另一人是精神科医生，两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5年，最终也为了陪伴年迈父母永久搬回印度。
格雷瓦尔说，这种情况“非常困难”，许多家庭可能至少要分隔十年。
祖父母见不到孙辈，也无法在子女建立自己的家庭时提供帮助。
他还担心，澳大利亚可能因此失去技术移民——如果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更快捷、更实际的家庭团聚途径，一些专业人才可能会选择那些国家。
Sandhya希望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更认真地考虑政策背后真实的家庭代价。
她也不认同把移民描绘成“只想占便宜、索取资源的人”（resource-hungry）。
“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是澳大利亚社会真正的贡献者，”她说，“当他们处于脆弱状态、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让他们能够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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