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有钱不爱花?我们可能一直理解错了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文 | 防冷涂的蜡
中国人到底有多爱存钱?
11月16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恰好有这样的反差:2026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今年前十个月,住户存款增加了8.47万亿元。常见解释是经济不好、担心未来,或者中国人节俭,要存钱买房。这些答案有生活经验支撑,却经不起历史检验。
2000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沿海工厂接订单,企业不断扩建,城市一圈圈向外延伸。按照世界银行同口径历史数据,全国总储蓄率反而从35.6%升到了51.3%。高储蓄最突出的那几年,并非一个处处缺乏增长机会的年代。至于买房,如今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持续调整,2026年前十个月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1.6%,高储蓄的结构特征仍然存在。
我认为,中国长期的高储蓄,与过去几十年最成功的那套增长方式有深刻联系。它把大量收入转化成厂房、公路和住宅,也影响着财富先进入谁的账户、最后有多少能成为居民消费。要看清这种联系,先问一句:那些存下来的钱,去了哪里?
中国人存下来的钱,去了哪里?一个家庭把十万元存进银行,手机里仍能看到十万元余额。对储户而言,这笔钱只是暂时不花;对金融机构而言,它成为经营资金来源的一部分。银行在满足风险和流动性要求的同时向企业放贷、购买债券,企业再拿到融资支付设备款、工程款。储户保留了存款债权,另一端却已经有人开工建设。
融资进入机械厂,可能变成新机床;进入基建项目,变成道路和电网;流向住房开发,变成正在建设的住宅。存款仍记在储户名下,金融体系却把分散资金与投资项目联系起来。最终留下的是能长期使用的资产。
还有一笔钱没经过居民存折。制造企业卖完货,付过工资和各项成本,留下利润。股东没有全部分走,企业便能升级产线或搞研发。企业留存收益与居民未花掉的收入,都构成国民储蓄;其他部门也有各自的积累。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总储蓄约相当于GDP的43%,居民部门大致贡献其中一半。因而,讨论高储蓄不能只看银行里的家庭余额。过去几十年,大量未用于当期消费的收入,经由融资、利润留存和投资决策,支持了机器设备、基础设施与住房等资本形成。
从家庭看,存款是留给未来的购买力;从整个经济看,高储蓄与高投资长期相伴,许多钱已经变成了今天随处可见的生产设施。可这又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如此多的资源持续投向这些地方?
中国经济为什么如此擅长投资?今天的工业园区,公路直通厂门,电网、仓库、物流和供应商都在附近。过去却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工厂有订单,却因为电压不稳、货运太慢而交不了货。机器再好,没有路和电,也很难赚钱。
一片空地先通路通电,再建厂房,随后企业搬进来,上游供应商和货运服务跟着聚集。修路要买水泥、雇工人,当年就会产生需求;路修好了,又降低往后很多年的运输成本。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些基础资本。把资源集中投进去,生产效率很快就能提高。
中国逐渐形成一套投资分工:地方推动交通和产业配套,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企业用利润和借款扩产。企业想接订单,地方希望增加就业,银行寻找有还款能力的项目。各算各的账,却能共同推动工业化。
房地产把这套关系表现得更完整。一对年轻夫妻攒首付款,在售楼处签下合同,再用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偿还按揭。他们得到的是住房和一项家庭资产,开发商拿到销售回款,建筑企业收到工程款,钢材、水泥、电梯和家居产业获得订单。住宅还要配套道路、供水和公共服务,土地市场与地方城市建设也长期相互联系。
同一笔购房支出,在不同人的账本里扮演着不同角色。对家庭来说是置业,对建设者来说是一项投资,对相关企业来说是收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新住宅建设主要归入固定资本形成,房屋提供的居住服务才进入相应消费核算。房屋销售额和土地出让收入也不能直接当作GDP,但住房建设确实曾经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看2000年至2008年的数据:总储蓄率从35.6%提高到51.3%,资本形成率从33.6%提高到42.0%,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46.8%降至35.5%。这里下降的是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并不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金额逐年减少。那个年代,经济增长很快,而投入资本形成的资源增长得更快。
今天的港口、公路、工业体系和城市住房,都是长期资本积累的成果。缺厂房、设备和道路时,储蓄与投资能够帮助经济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但这套模式擅长回答“怎样生产更多”,还有一件事没有自动解决:生产出来的财富,怎样变成普通家庭能花的钱?
GDP增长了,钱到了谁的账本上?再看工业园区里一家做零部件的企业。原先十名工人一天做一百件产品,换上新设备后能做一百五十件。假设产品卖得出去,扣除外购材料、能源等中间投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提高了。GDP统计会把新增价值记录下来,但十名员工打开工资条,不会发现自己的收入自动上涨50%。
因为一家企业创造的价值,接下来还得分账。员工取得劳动报酬,企业形成经营盈余,生产中还有税费、固定资产折旧等核算项目。企业赚到更多钱,可能涨工资,也可能继续买设备、做研发、偿还贷款或给股东分红。资金留在企业里照样能推动经济活动,却不会立刻成为员工能够在超市里花掉的收入。
用一笔假设的小账看得更清楚。企业新增100万元增加值,其中20万元形成新增劳动报酬,其余归入其他项目。设备添了、利润多了,产出确实增长;员工消费能力却先要看那20万元怎样进入收入。生产了多少,与居民分到了多少,隔着一道收入分配。
把企业扩大到全国,这道分配依然存在。GDP衡量生产创造的增加值,居民可支配收入还要经过工资、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税收和转移支付等环节才会形成。企业留存更多利润,可能带来下一轮投资;公共部门取得收入,可以用于建设和服务;居民获得收入后,才在消费与储蓄之间做决定。
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显示,2000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65.0%,2008年下降到55.5%。那八年居民收入绝对额快速增加,并没有变穷;只是企业、政府等其他部门所得收入增长更快,居民所占的份额下降了9.5个百分点。高速增长时期,更多资源进入了持续积累和扩张的环节。
同样新增一笔国民收入,更多进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更容易形成当期消费;更多留存在企业,则可能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投资还能创造就业和未来收入,但两条路径的当期消费结果不同。

收入分配也没有停留在2008年。此后居民份额逐步回升,2019年达到60.3%,2021年为59.7%;2025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达到40.0%,比2020年提高。把历史说成居民份额一直下降,无法解释这些变化。但高储蓄和相对偏低的消费占比,依然提醒我们:只观察生产端的繁荣,容易高估居民当期能够支配的购买力。
现在可以看见增长方式的第一层影响:长期偏重资本形成,能够让工厂和城市快速扩张;而新增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怎样分配,又决定了多少购买力直接进入家庭。可哪怕居民收入份额继续增加,银行账户里的钱也未必马上变成消费。家庭还有自己的账要算。
钱到了居民手里,为什么还要存起来?一份工资在企业报表上只是一项成本,到了家庭就分成很多份。这个月交房租,过几个月缴学费,老人做检查,家里的冰箱坏了需要更换。消费并非只发生在工资到账的当天,收入也并非可以任意支配的零花钱。家庭需要在眼前的开销和长期生活安排之间分配资金。
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02元、消费支出35869元,消费占收入约63.5%;农村居民收入24456元、消费支出20259元,比例约82.8%。收入较低的一方,反而把更高比例用于消费。全国储蓄多,绝不等于家家都有闲钱。
住房曾经是其中最重的一笔长期安排。年轻人想买房,需要先攒首付;已经买房的家庭,要按月偿还贷款。这个解释在房地产景气时期确有作用。可2021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约17.94亿平方米,2025年已降到约8.81亿平方米,购房需求大幅降温,高储蓄却没有因此自动消失。
想买房的人可以推迟购买,已经买房的人仍持有住房资产并承担债务。IMF有关中国家庭储蓄的研究发现,房地产调整以后,积累首付这条渠道的作用减弱。房子影响家庭储蓄,却难以解释整个经济几十年的高储蓄。何况住房开发本身就是上一章投资增长链条的一环,把它单独拿出来当全部原因,反而会看漏整套机制。
还有一笔支出,很少出现在“爱存钱”的讨论中:同样的生活需要,究竟有多少得由家庭自己承担?设想两户收入相近、都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一户能够方便地使用费用可负担的医疗、养老和托育服务,另一户需要支付较多自费服务。即使两家的消费偏好差不多,需要提前安排的资金也不会相同。
公共服务不会凭空免费,它也需要由财政、保险和个人共同筹资。但不同的分担方式,会改变家庭的现金流和长期财务安排。世界银行和IMF研究中国高储蓄时,都讨论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收入差异的作用。一个家庭留在账户里的钱,有时对应的正是未来自己需要承担的生活成本。
再把前面的关系连起来看:经济长期偏重投资,企业留存收益与公共资源大量参与资本形成;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取得多少,影响家庭的收入基础;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支出责任,又影响这些收入最后有多少变成当期消费。高储蓄是这套增长方式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也在收入分配和家庭支出安排中不断被维持。
可是,这条曾经如此有效的链条有个前提:新增资本要能带来足够的回报。当许多过去稀缺的东西已经建成,继续让更多收入流向投资,还能像以前一样有效吗?
当工厂越来越多,我们还需要什么?还是那座工业园区。最初没有公路,修一条就能把货运出去;后来公路、变电站和厂房都有了,继续扩建是否划算,要看还有多少企业想进来、产品有没有订单。一条新路与第五条相似的路,对经济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投资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花出去多少钱,还在于建成后能解决什么问题。
经济学把这种变化叫作资本边际回报的变化。资本稀缺时,添一台机器、修一座桥,能明显提高产出;资本积累达到较高水平后,同类项目未必还有那么大的收益。中国过去的投资能力依然是优势,但如今投资越来越需要与真实需求和长期运营回报匹配。
2026年的数据已经显示出这种挑战。前十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1.6%;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增长4.8%,前十个月出口同比增长17.6%。生产端仍有竞争力,国内投资和商品销售却相对偏弱。工厂有本事生产,国内市场还得有持续增长的购买力来接住产出。
结构调整已经开始。2020年至2025年,居民消费率从37.9%提高到40.0%,资本形成率从42.3%降至38.9%;2026年前十个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先进制造仍要投资,但投资最终能带来多少居民收入与消费,越来越重要。
首先,工厂换了设备、提高效率,技术进步产生的收益能否转化为更多高质量就业和劳动收入,关系到国内购买力能否扩大。企业可能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受益,也可以通过扩张、加薪和新的岗位让居民增加收入。这些路径能否顺畅运行,影响着产能增加以后有没有足够稳定的需求。
其次,许多生活需要本身也要求投资。一个住宅已经建成的社区,未必还缺更多商品房,却可能缺托育、康复和养老服务。开办这些服务要有场地、设备和运营人员,既能创造建设需求,也能持续提供居民需要的服务。与其只数新开工项目,不如更认真地看这些设施建成后有没有人使用、能否长期运行。
服务供给增加,相关行业会创造就业和工资;家庭以更可负担的成本获得照护和医疗,收支安排也会改变。投资形成的服务与居民的需求彼此支持,增长就有机会摆脱对同类设施反复扩建的依赖。
中国动员资金建设生产体系的能力仍然重要,只是经济已不再处处缺厂房、缺公路。过去,存下来的钱帮助建成工厂;接下来,工厂创造的财富能否让更多家庭有条件消费?这才是开头那笔存款留给我们的新问题。
重新理解中国人的高储蓄回到开头那组消费与住户存款的数据。家庭选择把钱存起来并不奇怪,但把许多家庭的选择相加,也解释不了中国几十年的增长历史。高储蓄曾与企业利润留存、金融体系融资和大规模投资一起,帮助中国建起今天的道路、城市和工厂。它曾是一套成功增长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中国已经很擅长创造生产能力。下一阶段,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能力创造的财富更充分地进入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和国内需求。一个社会能生产多少固然重要,普通人能够真正享用多少,才决定这些生产能力最终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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