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上旬的一个傍晚,五十五军一六三师培养班排骨干的教导队吹了紧急集合号。三百多个学员里有个兵叫王志军,从新兵营下连队才八个月,正等着结业考核。紧急集合他们早就习惯了,次数比吃肉的次数还多。这一回队伍刚站好,师里几位老首长走了过来,脸都是黑的。独眼的边师长上前,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要去打仗了。” 师长接着说:“这一仗打下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三百多号人,不知有多少能活着回家。”教导队提前结束,学员最迟第二天下午六点回原连队报到。那天晚上熄灯号吹过,营房里谁也像没听见,平日管得最严的大队长也不管,大家互相交换家里的地址和照片。天亮以后,各分队把猪和鸡都杀光了。王志军后来写,留着也没有用,谁知道谁能活着下来。 小学课本里在狼牙山跳崖的五壮士,就出自王志军这个连,连里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班”,他是这个班的兵。回到连队的第二天,连长和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宣布提他当这个班的班长。班里都是连里最顶尖的老兵,最老的比他早当七年兵。他一听就傻了。他后来写:“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当这个英雄班的班长,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军令不能违,他只好干。开拔那天晚上八点,兵们坐在弹药箱上,军车关了车头灯,一辆一辆开出营区,车上没有人说话。十二月十八日,他们到了广西的友谊关。山的对面就是越南。 头一夜,王志军的排摸黑上了一座小山头,看得见对面越军阵地上暗黄色的灯光。下半夜别的山头响了枪,还有手榴弹,一排人瞪着眼睛守到天亮,后来才知道是哨兵把走过的野兽当成了摸哨的越军。天刚亮,山脚下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排长派人下去,三拳两脚打倒押上山,大家心里高兴,头一天就抓了两个越南俘虏,可要立功了。连里一审,是山下村子的中国边民。王志军写:“脸也不知往哪放好。” 他们在山头上等了两个月。这一仗怎么打、打到哪里,轮不到一个班长知道,王志军后来写,他们当时只是跟着大部队走。后面的部队、坦克、野战医院、民工、担架队一批一批开上来,电影队每天放《英雄儿女》《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那几部老片子。连队排着队打防疫针,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和一双防刺鞋。王志军写:“大概算是寿衣吧。”有的兵舍不得穿,想省着到时候拿回家,“那时候穷啊。” 快过年的时候,他的班接到任务,越境去掩护团里的侦察排抓俘虏。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向越南开战,连长交代他们:“如果发生意外,上级指示说大部队不能越境营救,你们必须独立作战,自己想办法返回。”一天夜里他们出发,在没有路的密林里用开荒刀砍了六个多钟头,第二天早上打响,边打边撤,退回国境线这边已是下午三点。侦察排抬回来一个姓覃的班长,广西人,子弹从右手打进去,穿过胸口,从左肩出来,血流得像水龙头里的水,人还清醒。后来他因为流血太多死了。他叫覃凤宽,是一六三师在这一仗里死的第一个人。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邓小平坐在华盛顿的白宫里。在一场只有几个人的小范围会谈上,他对美国总统卡特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古巴替苏联往非洲派了五万兵,从来没人惩罚过它,对越南必须给一个适当的、有限的教训;柬埔寨被人占了,从道义上讲坐视不管是不对的。他说,中国打算当作一次边境事件来处理,打一下就撤,他要美国在国际上给中国道义上的支持。 这一仗的来由在柬埔寨。那里的红色高棉政权是北京多年送枪送钱扶起来的,一九七五年打进金边以后,把城里人全赶下乡,几年里害死了两百多万本国人,又几次越境到越南杀人。一个月前,越南十几万军队开进柬埔寨,一月七日占了金边,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带着残部逃进了森林。邓小平要打越南,为的是逼它从柬埔寨退兵,把红色高棉救回来。 第二天上午,卡特把一张亲笔写的意见读给邓小平听,结尾说美国不能支持这样的行动,强烈劝他不要批准。邓小平听着,没有打断。听完他说,中国还是要教训越南,打十到二十天就撤。接着他请美国经泰国,给在柬埔寨打游击的波尔布特的人送援助。在美国公开讲话的时候,他说的是:“小孩不听话,要打几下他的屁股”。 二月十号前后,王志军的营接到命令,到隘口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挖六百个墓穴,建一座临时烈士陵园。六百个墓穴挖得一样长、一样宽、一样深,比连队排队列还整齐,翻出来的黄土把山坡上刚长出来的青草都压死了。路边走过的大妈掉了眼泪,过路的姑娘哭了,耕田的小伙子直摇头。挖墓的兵没有一个哭的。王志军写:“这是让我们这些才刚刚18、20岁的士兵去替自己准备墓穴。” 这一仗,北京的高层里不赞成的人不少。当时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开战前一个月他还讲过,对付外来的霸权要靠外交,不靠武力。军委里很多人觉得军队刚从文革里缓过来,没有准备好;军队里一些老资格的将领心里完全反对,只是没有公开说。最后是邓小平的权威压过了这些顾虑。仗是他要打的,也由他亲自指挥,他要借这一次调兵遣将,把军队抓到自己手里。二月十六日下午,离大军过境只剩十几个钟头,他给中央的高级干部讲这一仗的目的,会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说,打完这一仗,就有和平的环境搞四个现代化;就算军队打得不好看,也算拉到战场上真枪真炮地检验一回。 前线的兵这几天都在写遗书。电影队天天放的片子里,兵在战前都有豪言壮语,王志军发现自己和班里人的心情不是那样,他觉得电影上的靠不住。他对班里的人说:“打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像电影中的那样冲锋,保全自己最重要,爬也没有关系,只要打下山头,准时完成任务”。 二月十七日早上六点二十五分,炮响了。当天新华社发表中国政府声明,说中国边防部队是被迫还击;外交部给越南使馆的照会,列的是“越南侵犯中国领土,驱逐、迫害华侨,制造流血事件”。官方从此管这一仗叫对越自卫反击战。炮打了十五分钟,步兵上去了,没有军号,也没有人举红旗,一个小组接着一个小组往前运动。总攻开始后不久,王志军看见了第一支担架队。一队有二三十副担架,每副由三到五个民工抬着。担架上都有一张棉被,活着的伤员把头露在外面;棉被把整副担架都盖住的,是已经死了的人。 头两天,部队守着战前下达的纪律,不动越南的老百姓。可是从第一个晚上起就不断有人偷袭,伤员和担架队也挨打。第三天,师长下了清剿的命令。王志军写,从那以后,“每发现一个可疑的山洞,先远距离用无后座力炮或40火箭筒轰,再用喷火枪烧,最后用汽油彻底把它烧成光头山”,一个村一个村地清。同登城外有一座法国人修的地下炮台,一六三师攻了三次才拿下来,工兵运上去一吨炸药,掺上杀虫用的六六六粉和汽油,把整个地下工事炸了。王志军写:“据说,战后越南人挖开这个坑道后,在那里拖出了1100多具尸体。”又写:“在那里只抓了一个俘虏。为什么?将士们已经打红了眼。” 二月二十七日打谅山外围的扣马山,大雾,五十米外看不见人。冲锋前,王志军碰到胡副团长带着侦察排过来,里面有战前一起越境的几个好朋友。胡副团长重重拍了他一下,只说了一句“小心”,让警卫员拿出两个橘子。在场的兵一人分了一小块。王志军对那几个朋友说:“如果我牺牲了,请帮我回家看看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说完就分了手。 那天下午,他的排刚冲进越军的战壕,越军的火箭炮就砸了下来,打了五分钟,碗口粗的树被弹片像割青菜一样割断。从泥石堆里爬出来,他点了一下人,一起冲进战壕的十几个人一个都没有伤,只是他的耳朵从此不灵了。同一天打扣马山的另一个团,有一个连的二十多个伤员,山高坡陡,天下着雨,到处是地雷,担架队上不去,当晚送不下山。到第二天,大部分人都死了,只活下来一个排长和一个兵。 三月初打下了谅山。奇穷河北岸的市区炸平了,部队又分七路过河,把南岸的市区也毁了。王志军写:“我们可一根毛都没给它留下。” 三月五日,邓小平下令撤军。苏联的军舰这时已经开进南海,他通过驻苏使馆向莫斯科传话,说中国只打一场惩罚战。他给部队的指示是“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一草一木”,越修,说的就是越南。部队撤的时候,把走过的地方的房子、桥梁都炸了,放水淹了煤矿,连当年中国援建的拖拉机厂、汽车修理厂,还有学校、医院和民宅,也一起炸平。边境山里一个少数民族妇女记得,中国兵把周围村子的存粮收拢起来点了火,烧了十天没灭。多年以后王志军写到战场上的事,有这样一句:“战争并不是士兵的选择,后人要怪罪,也只能怪罪于带领他们走向战争的政客。” 三月十一日,王志军的部队回到友谊关。凭祥的居民在关前的彩门下冒雨等着,挥旗、喊口号,敲锣打鼓放鞭炮。王志军他们没有从城门走。兵们身上的手榴弹早拉开了盖,盖子丢了,盖不回去,团里怕这些一身土匪样的兵在欢迎的人群里把老百姓炸了,临时让部队在关前广场掉头,从旁边的铁路走。 回到隘口,每人又领了一套新军装。在山边的小溪里洗过澡,王志军拿着枪往邮电局跑,那里人山人海,全是当兵的。他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爸妈:自卫反击战胜利归来,一切平安。”他后来才知道,“这种电报不知道吓坏了多少当兵的父母。”前线来的电报,家里人拿到手不敢拆。 没有回来的人,从战场上抬下来,登记了姓名和部队番号,“后方给他们洗沐,然后换上新军装,再抬到烈士墓园。”每一堆黄土上插一块木条,写着姓名和所属的部队。战前挖了六百个墓穴,一六三师在同登和谅山死了六百多个人。和王志军一起挖过墓穴的战友,有许多埋进了自己挖好的墓穴。其中一座墓里的兵,同他一起上过学,一起下乡当过知青,又一起参的军。 王志军自己,回来在一座废砖窑里睡了一觉,第二天就被派回界碑上的阵地,带着三十个人守到夏天。雨季里坑道没有一处是干的,后方好几天才送一次饭,中央慰问团来了,文工团来了,他们都在山上。兵饿得受不了,他下令开枪打了山上的山羊,让边民告了一状,得了一个全师通告的外号,“土匪队长”。 换防前,他去了一次烈士陵园。队列最前面站的还是班长、排长,可战前那些熟悉的脸都不见了。他这才发现,死的人里很大一部分是班长和排长,一六三师的一个团就死了二十九个班长。王志军写,那一天,“大家把过去一段日子忍着的眼泪都尽情地流了出来。” 撤军以后,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中国完成了战争目标。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时间和规模上一场有限制的惩罚战,只为教训一下疯狂的‘东方古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红色高棉没有救回来,越南军队在柬埔寨又驻了十年。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北京至今没有公布,军方的资料说死了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外面的研究估计阵亡两万五千人。军队在越南打得不好,邓小平正好拿来整军,让无能的军官退休,换上他要的人。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下台,邓小平当上了中央军委主席。 边境上的仗没有停。邓小平让大批部队留在那里,又打了十年,各大军区的兵轮流上去。王志军听说,八十年代打老山的时候,为了给领导录像,几次让士兵举着红旗、吹着军号往敌人的阵地上硬冲。他们这些七九年的老兵聚在一起,骂了好几天娘:“真他妈不把咱当兵的当人。” 一九九一年以后,两个党握手言和,约好在文件、历史书和教科书里都不再提这场仗。友谊关城楼的展览馆重新布置过,讲的是中越“同志加兄弟”。王志军他们在隘口山坡上挖的那片墓地,八十年代已经由凭祥市政府迁走,分到了两处陵园。凭祥埋过许多阵亡将士的万人山,推平成了开发区。 二〇〇六年,王志军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他说自己二十七年一直提不起勇气,是一个牺牲了的战友的妹妹,这么多年还在执着地找寻,感动了他。军功章他“只戴了一回就再也提不起勇气别在胸前”。从战场上穿回来的那套军装,他一直留着。儿子小时候问过他:“为什么穿了洞,又是那么脏的衣服还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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