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死了，‘王爷’当道”

“改革死了，‘王爷’当道”

“现在不是1978年，人心已经变了。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比30年前更困难，不是我们连‘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魄力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而是欲望和私利已经无孔不入。”

“改革死了，改革在1998年，最晚在2000年已经‘结束’了……后面出现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扭曲权力，为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服务。不就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把事情定了么？甭管是土地红线，还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征地拆迁，不再是‘尝试-纠错-再尝试-推广’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对我有利，对我个人有利。”

“这个出发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这几个人来说，你不要约束我，我也就不揭发你。大哥别说二哥，都是那么回事。大家面子上还保持个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谁能真服谁啊？谁不知道谁都不干净吗？”

网民“小米”这段激烈的言辞喷发出来，几乎每个批评其情绪化的看客，都不得不承认“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改革死了”的断言，如果是从改革的公正、公平和公开角度去理解，如果是从2003年3月国家体改办撤销的事件来定义，也未尝不是真相。

作为承担中国改革设计的政府机构，已死了6年的体改办有着曲折跌宕的悲欢经历。

改革之初，被委任主持改革开放的赵紫阳，手中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完成此重任的执行机构。这位政治家在1980年5月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机构----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改革在全党终于达成共识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

1987年11月，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中国改革第一波也进入高潮。为了将改革推向更深入，次年 3月，国家体改委升格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不列入国务院组成机构，体改委也因此走到了自己的权力巅峰状态。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就发生了政治风波，体改委内许多改革风头人物出走，体改委颓势显露无遗。

1991年初，朱?基被调入北京负责新的经济改革。此时的国家体改委保守气氛浓厚，朱?基很难对之倚重。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一年半后，一个临时办事机构----“经济贸易办公室”成立了，次年3月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重任交给了国家经贸委。1998年3月，就任总理的朱?基拉开了机构改革大幕，体改委降级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多年不参与改革实际操作的体改委或体改办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策咨询机构。 2003年3月，体改办被彻底撤销，人员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改革的任务交给了在原计委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发改委，企图简化机构集中权力，以更加坚决地推进改革。

然而，这个既管发展、又管改革还管“计划”的超级部门，在职能上显然更偏重于权力更大的经济项目审批和发展规划，而需要统筹考虑的改革规划，则自然而然被分散到国务院所属各职能部门。2003年之后，不能说高层没有花大力气推动改革，但改革终于变成了由部门利益主导的“改革”。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说，当初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就规定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履行出资人职能，当运营国有资产的“老板”，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的“婆婆”。但当国资委操作国资改革后，“目前国资委管理架构，还是把国有资产管理当成国有企业管理，延续了以往计划经济下对企业的管理办法。

过去十年，这样的故事频频出现：铁道部“关起大门”搞铁路改革；电信部门反复四次折腾电信改革；证监会改革资本市场，死死不放发行审批权；财政部的分税制改革，伴生的是基层政府负债累累，财政几近崩溃；国资委改革，垄断行业越改越强；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教改、医改，更是民怨四起……这种“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改”的部门改革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早已被反复指出：部门利益成为势力最强大的“分利集团”。

相对表现为地方利益的“诸侯经济”，诸多研究者把这种日益坐大的部门利益称作“王爷经济”。辽宁省财政科研所所长王振宇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诸侯”经济实力，“诸侯经济”目前已经很难挑战中央政策，但近年来部门政府间的竞争形成的“王爷经济”，已经威胁到国家政策和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

“如果说‘诸侯经济’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王爷经济’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王振宇从自己的实际研究发现，“王爷”权力肢解了政府财权的统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大量的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他估计此类收入规模约为财政预算内的30%－40%。

“财权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形成的利益取向，更是“诸侯经济”所难以企及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告诉记者，不仅仅改革，目前的立法也往往是“部门立法”，“各部门都想通过立法为自己授权，扩大本部门的管制权力”。

他警告说：“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为扩张部门权力而加强的政府管制，则是市场化的倒退。”

面对改革被部门利益架空的局面，邵秉仁毫不掩饰对当年国家体改委的怀念，他指出，体改委主持改革的时期，不仅要向国务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体构想，而且还会按年度制定当年改革规划以及跨年度改革计划，客观记录当年改革历程，科学分析改革形势，冷静分析改革当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理性提出改革建言。

“缺乏这样一个综合部门，国家就不能通盘考虑改革的全局。从改革的经验上总结，现在仍然需要一个改革的综合部门替党中央、国务院考虑长远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能够制定跨部门的全局性改革规划。”他担忧地说，部门利益一旦形成并固化，对国家的科学决策会有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

这位在操刀电力改革的电监会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改革派，向决策层表达了自己的忠告，改革最关键的是决心，“从历史上看，当改革遇到困难时，需要魄力强力推行，需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看准了就干”。

巨轮转航

本届政府主政时间过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还有两年多的时间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业绩。回顾过去近8年的中国足迹，既有经济体量迅猛增长和“全球第二大经济国”的壮阔成就，也有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每年数万件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但如果足够敏锐，不难发现，当社会情绪仍然在自豪与愤怒中飘摇不定的时候，中国这艘巨轮已经悄然实现了180度的转身。

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时仍处在经济紧缩状态下的中国，最期待的仍然是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

次年3月，新一代领导集体遭遇“非典”的严峻考验。这次危机推动了执政党开始反思过去所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2003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综合党内外的意见，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源起，也标志着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执政纲领。一位党内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其实，此前锦涛同志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通过一场危机让这些思想成型进而取得了党内同志的共鸣。”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写进大会报告，胡锦涛将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比GDP增长更深远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这位党内研究人士分析说，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要求，执政党要有高度的时代意识，抓住真正的社会发展趋势。他称赞到：“从这几年全球发展趋势和气候环境影响来看，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能早在7年前就抓住时代变化的趋势，在指导思想上迅速从追求GDP增长的依赖中退出，转向了以 ‘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为核心理念的新航向并坚决贯彻，其驾驭时代的能力的确令人敬佩。”

“不论我们对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多少问题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冲突仍然在激烈对抗，尽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但你不能否认，包括各种利益阶层的全体中国人，已经在科学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在这位多年梳理中共领导人执政理念流变的研究者看来，在中国多舛的现代化道路上，“能形成这个共识，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2009年平安夜，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以《文明的冲突》一书预言了“9・11”的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1968年曾写过一本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亨氏一生中“最牛”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许多论断几乎是在40 年前就“解读”了当代中国。

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影响：

其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一部分，但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社会动荡的因素。

其二，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原有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在近期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这本书的分析也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张军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以及亚、非、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成功从根本上讲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但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却可能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带来社会政治的动荡。”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讲解现代化认识和实践的学者坦言，“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种背景下，第四代领导集体聚合社会共识，一定程度上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化挑战提供了思想凝聚力，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1月12日，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里氏7.0级地震。大地震12天后，官方收殓了约15万具遇难者尸体，估计还有20万人埋在废墟中，救援工作艰难而进展缓慢。这场地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震级更大的汶川大地震。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比较了两起巨大的地质灾害，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有强大中央政府为人民提供支撑”。

实际上，这个结论就是中国社会新共识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的“门槛”

2009年7月1日，建党节，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会厅，200多人济济一堂，多数为商人，少数是学者，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聆听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一场讲座。会议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的，商人聚会不谈生意，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

秦晓被思想界称为近年来兴起的“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所谓“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界人士组成，在全球竞争中受过锻炼，有巨大的财富动员能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远非新老左派和自由派所及。其观点尤其重视秩序维护，认同制度变革应当渐进、平稳，不允许社会动乱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重视国家利益的维护，并致力上下互动，一起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之路。

秦晓在讲座中强调，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范性。其充满学术气息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已经拥有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中国，要进入价值和制度变革的准备时期了，也就是要创建全球实践意义上而非理论揣摩上的中国模式。

2009年，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对于过去十年一直“以美为师”、“言必称华尔街”的中国学生来说，更无异于闷头一击。

2009年1月6日，在接受媒体“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提问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樊纲承认，“没有想到(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以激进的方式爆发”，“这种估计不足的根源是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认识，对美国那一套我们太相信了。”

对此，网友调侃说，“土鳖国的威力可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承受”，“甲午之后学习日本，结果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二战之后学前苏联，结果前苏联 50年之后解体；80年代又学日本，结果把日本学习得90年代经济停滞；当年又学‘四小龙’，结果现在‘四小龙’成了‘四小虫’；要把企业都搞成韩国式的时候，来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群起拜师老美时，老师家来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举目四望，全球之大，竟到了无师可学的地步。”这种戏谑之词，其实也从反面指出了一个历史性命题：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了。

2009年6月18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乔万尼・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对这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突然离世，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扼腕不已。

姚洋介绍说，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在其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了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集中论述了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 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

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乔万尼・阿里吉对中国的前景也很担心：“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在19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动力，阿里吉认为完全是中国式的。虽然进行的是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中共“并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

其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

其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过程。

这种独特的现实，阿里吉在亚当・斯密的“原著”中发现了与之共鸣的思想。

“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阿里吉强调，“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

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社会理论家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亚当・斯密设想的这种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非常有可能因中国和东亚的创造性发展模式，在为新的世界秩序创造契机的同时而得以实现。

因此，在自己毕生的研究中，阿里吉认同“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中国遗产的复兴，正在与亚当・斯密思想的融合中，为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引出一条新路。

不过，这条理论上光芒万丈的道路，在现实中却显得丑陋、狭窄和艰险。张军扩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到：“13亿人口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的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出3亿多。这么多人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

“而我们既没有他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环境，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张军扩指出，巨大的挑战还包括14.24亿人口之多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场“竞赛”，气候变化附加的严酷约束条件，“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以及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明或暗的干扰、阻挠甚至破坏。

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筑造了一座令人胆寒的关隘，横亘在我们面前，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紧迫现实与政治承诺已经使我们没了退路。

采访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借用中国为记者吟诵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中国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新约・马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