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再有真正的大师了”-----猛一看这一标题,或许会感觉又是一篇悼文。不是的。那为什么我又选择这么一个悲观的、肯定的论调呢?
这几天有几件事令我好一阵思考。一是最近一期的《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个专题,“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财富路径”,核心思想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诸如此类。专题中列了几个牛人,比如“袁岳:企业家+学者型主持人+社会活动家”“胡戎恩:学者+法官+大学教授+房地产董事长” 郑少平:海事专家+职业经理人”等等。东方周刊是用一种欢愉的词藻,并花了长长的篇幅来列举完这些人的光荣事迹的,极高的褒扬之后,给知识分子创富定了性,并提升到了“民族”的高度-----知识分子边缘于财富意味着民族的危机,甚至文前还用胡主席关于人才的讲话作了楔子。
第二件事是最近读到李零《花间一壶酒》一书上的一个文章,《别让书生搞政治》,从对王国维的追忆出发,丝丝缕缕地说出他的意思,即知识分子搞政治弊端多多,一旦受辱,精神还可能有异常的可能。文中李零有一个观点,即他在谈到郭沫若“抑罗扬王”(注:王指”思想反动又是汉奸的罗振玉“)的观点时反驳道,”我们应该划分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第三件事是昨晚上,我向从香港读研究生回来的位张翼轸兄打听香港学术圈的一些情况,一是比较感兴趣,二是觉得自己说不定还能申请去香港读个博士。张兄告诉我,香港的院校对研究生的奖学金很丰厚,比如只要申请博士入学成功,每月将能得到11800的资金,学费与各项开支基本上不用担心了。接着我问他在香港读博士能否兼职到企业做一些项目之类的,他说“只要不被监管当局发现就发现,不过风险挺大”。这我才知道,在“学成”之前,香港的规制很严的,不允许研究生旁逸斜出的,这简直与国内大相径庭。香港与美国的情况比较相似,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
三件事摆在一起,我想说的,基本上也比较明了了。中国内地处在深入转轨时期,各种机会可谓遍地都是(翼轸兄回内地就是出于上海发展机会多的考虑),创富的契机与成功的机率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但往往被忽略的是,我们做事情也比任何一个年代都更浮躁。抑或“浮躁”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中性词,它既指心态的不稳重,也指思维的灵活性。但是,如果在浮躁中变的越来越浅薄,就值得引起反思了。在这里,我特指的是内地的学界。
我没有心思再去陈列一大堆学术腐败与学界游戏规则畸形的案例,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深入其中,甚至沉溺其中一段日子,才能看得更清楚,看的更透彻。我读硕士的几年,及后来做经济分析与评论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物的交流,使得我越发感觉到,我们的学界变的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虚。虽然站在台上的许多话语权较重的大牌专家也不少,但整个体系正在腐化甚至烂掉,许多看上去外表那个壳子还蛮好的。换个角度来说,像东方周刊提到的那几个榜样型的知识分子或学者,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要开分的话,他们是九分的商人与一分的学人。他们的生性不适合搞学术,也代表不了学界,或者说他们的创富经历并不具有普适性。
这个问题如果要纠缠下去,谈论几天都不会有结果的。不过我想,有许多声音会是代学界叫苦的。因为对于学术圈内一般的小娄娄来说,比如对于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来说,不想着做点小事赚得钱怎么能行,年纪一大把了,银行存款只有千儿八百的,谈女朋友都没底气。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给学人们补助、加薪,使劲被,使劲加?显然不会凑效的。还是那句话,一个体系的灵魂腐朽了,精神死去了,你给一些施舍与同情,是不起多大作用的。说起来惭愧的是,我读研究生时,也是几乎不问学术,而是在外面做咨询等,忙着赚钱。大环境都这样,没办法,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其实适合做学术研究,但现在成为一个媒体与学界的两栖人,所谓两栖,说白了就是“两种都不是”。就像李零在《花间一壶酒》中说,“国学”就是“ 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相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
再写下去的话,连我自己都会骂自己扯淡。我索性用李敖的一句话,再将视线拉回到本文的标题上。李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结果凡事都做了个四不像。看来我们做事情还是“专”一些为好,就像李敖一样,后半辈子专心玩忽悠,而前半生,他是完完全全专心读书搞学问的。
末了,我贴篇一年前曾写的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预言的文章,当时发在了金融时报,现在再摆出来,因为我搞的是经济学,而我却每每对学界深为失望,因为,我们不会再有真正的大师了。
附:经济学大师的“预言”与“寓言”
文/东方愚 2005年1月10日
被视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上周末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坦言,影响全球的中国经济必将造就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需要青年学者的努力。并不无遗憾地称“30年后,世界经济学的大师会在中国出现,可惜那时我已经很老了。” 在他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1月10日,北京晨报)
林毅夫是笔者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大师,特别是他所倡导的“新农村运动”,吸引了很多北大“海龟”回国并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笔者十分佩服这种务实的为学风格。然而林教授近些年来预言特别多,记得在去年九月初首届青年华商峰会启动新闻发布会上。林教授就曾预言“在未来20年至30年时间里中国很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少和美国的经济规模一样大,届时世界500强中将有100位都来自于华商”(北京青年报, 2004年9月9日)。看来林教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十分有信心。我们假设这一预言具有坚实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并经过科学的“测算”,然而笔者对林教授这一次“预言” 不敢苟同并深表怀疑:一国经济腾飞与就一定能促使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此国”?换言之,世界级经济学大师难道是特殊经济现象这一“机遇”因素造就的?
自从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给简·丁伯根和拉格纳·弗里希两位大师至今,共有53名经济学大师获此殊荣,然而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只能一年又一年地望“诺”兴叹,并“纳闷儿”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家家总是那么地“幸运”!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非同小可,所以如果按照林教授所称一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与经济学大师的诞生“正相关”这一论断,美国学界获得诺奖自然是“应该的”,然而我们又怎么能据此解释印度、荷兰、挪威等国经济学大师获奖呢?!这些国家无论从经济总是还是全球的影响力都不及中国,然而照样不“耽误”大师们的诞生!
所以说,从一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及受关注程度来判断经济学大师的诞生地,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逻辑悖论。同样,林教授所称的“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中国的问题”也是主观臆断。美国从学界到政府机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层出不穷,诸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格德斯坦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从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问题,未必没有中国所谓经济学家“能耐大”。
事实上,真正决定经济学大师诞生与否取决于一国的学术规则与学者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等“内因”,而非经济增长与受瞩目程度等“外因”,更与什么“主场优势”无关。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说,扎实的经济理论与勤奋有加的为学精神是造就其“名声鹊起”的主要原因,这背后更有良性的学术规则与浓郁的学术氛围。博弈论大师纳什不幸的人生经历和执著的治学精神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大气使得多少人深受震憾(这也是电影《美丽心灵》常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吧)。美国学者的“出名”心态并不是那么迫切,而是在务实的耕耘中默默无闻,至于身后的名气,是“玉汝于成”的结果,更是“身外之物”。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我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从近两年被媒体曝光的一些经济学家发表一些言论,其实是为其担任独立董事公司老板牟利的事件我们便可略知一二,更别说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人身攻击等恶性事件了。
谈到林毅夫教授,谈到中国经济学界,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不得不提起于去年七月不幸逝世的一位经济学大师──杨小凯。作为“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洲期间时刻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他发表在世界著名经济学杂或是对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他几乎不做什么“预言”,他更喜欢用理性和冷静的方式看待问题。尤其是三年前他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场争辨,至今许多人记忆犹新。在林教授大谈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时候,杨小凯专程飞到北京,做了关于中国“后发劣势”的报告,指出没有制度的改革与跟进,中国经济将布满隐患。他这种“泼冷水”的方式发人深省,让“乐天派”的国内学者变得清醒。然而杨教授离去不久,“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恶习又在国内学界掀起,甚至对经济学大师的诞生都敢“预言”!
总之,林毅夫教授的预言给从一个侧面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界鼓了把气,但真切地希望这样的“预言”越少越好,也许正是这样的预言使得本来就很浮躁的经济学人们“飘飘然”,也许正是这样的预言转移了各界对我国经济中深层弊病的注意视线。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学大师的诞生,靠的应该是真抓实干,靠的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完善及按规则办事的习惯,而不是别的什么。预言太多就会成为“寓言”和“童话”,不具有实践意义,更可能落得海内外有关人士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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