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泛地谈论国情的人很多，具体地研究国情的人却很少。其实国情是能够看得到的，从我们看到的身边小事，听到的国家大事，就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国情。我们常常从专家那里听到的国情是：中国人的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国人的素质是可以提高的。
先看一些小的事情
北京的西单商业街拥挤而又繁忙，整个地区曾经只有一个临街的取款机。走到那里，不禁感到了一些惊喜。行色匆匆的人们，其中有很多打工者，排队等候取款，排在第二位的人还与取款机保持了一米的距离。记得刚刚提倡“一米线”的时候，有人对于推行的艰难感到悲观。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没有人监督的地方，“一米线”也实现了。
曾经有去过香港的人，批评内地人乘公共场所的扶梯时缺少公德。他们告诉公众，应该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的空间留给想超过去的人。而以后北京地铁在扶梯旁加上了“请靠右站立”的标志，并且很快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再看一看民众是怎样面对政府官员的。几年以前，汪光焘先生还是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曾经在电视节目里与市民就危房改造问题对话。在那次对话中，汪副市长的表现固然不错，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几个胡同里的大妈。按照时下一些学者的见解，她们应该属于“低素质人群”，应该从城区疏散到郊外才对。但就是她们，面对副市长先生，礼貌地感谢政府的努力，并且提出了自己对于被拆房屋价值的评估是否公正，对于拆迁补偿是否够用的担心。现在回过头来看，城建拆迁中出现的问题，正是因为忽视了她们的意见。面对官员，她们没有受宠若惊；面对利益的关切，她们也没有气急败坏。这样的素质，有些学者可能还达不到呢。
我们再看看大事。
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中国的传统，更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曾经长期没有个人私生活的自由。很多人厄运当头，不过就是因为与别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与过多的异性交往，喜欢奇装异服，追求享受，都可能招致麻烦甚至灾难。可经过不过几年的时间，“尊重隐私权”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在香港，过气的或者害怕过气的明星常常制造绯闻，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在大陆，这种招数虽然有效，但效果就差得多了。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个司法上长期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无罪推定”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众目睽睽之下杀人的人，还有像靳如超那样，制造多处爆炸，炸死100人的人，在法院定罪之前都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虽然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没有法律的依据，但距离其实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如今在法庭上为贪官辩护，为杀人恶魔辩护，都不会招致公众的非议。司法领域的另一项进步是，公民可以起诉政府了部门了。
基于上述的事实，似乎可以认为至少从现在起，逐步落实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权利是可行的。
当然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说明民众的素质还是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有这一个中国，并且只要我们不移民出国，总是要面对这样的民众。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民众的素质。我列举上述事实，是为了说明民众至少是可以教化的。一般说来，中国人是开通的，是容易被引导的，特别是被政府和上层人士所引导。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和上层人士应该怎样地引导民众。
遗憾的是，认为民众素质低下的文化人，在提高民众素质的问题上做了相反的工作。也是读过书、出过洋的人了，满口的“父母官”和“老百姓”，满口的感恩戴德，起劲地为古代暴君翻案，卖力地反对自由民主。更有人无视宪法，把国人分成高素质和低素质两种，倡导“人口准入”制度。这不仅是在愚民，简直就是在国人中间制造隔阂和仇恨了。
在讨论国民素质问题的时候，还要指出的是：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并没有关于素质的附加条件。根据宪法，公民是一律平等的。对于这一点，民众心里是清楚的。时代变了，一个头脑清楚的学者，千万不要满清戏看多了，以为今天的民众头上还长着辫子。
激进者认为，公民权利的缺失导致了素质的降低；保守者认为，素质低的人无权享受公民的权利。争来争去，就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好在孔子说过：“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孔子这句话表现了等级观念，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提高民众的素质，拥有权力的人应该首先负起责任。在现代社会，孔子所说的“好礼”已经不够了。政府应该依法行政，应该诚信，应该爱民。具体来说，就是要减少政绩工程，减少强制拆迁，尽量不要扰民。而进一步来说，在决策的时候要征询民众的意见，并且不管多么困难的事情，也要尽量通过协商的途径来解决。
做到了上述的要求，不仅民众，整个社会的素质都会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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