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精神病人”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在一个权力为刀俎、权利为鱼肉的“被”时代，那些企图走向救赎与公正的人们，在半途被劫了下来，一切不能顺从或匍匐于权力下的民众都需要被矫正。只是在中国，到底需要多少间精神病院，才能收治那些心怀怨怼、偏执而不顺从的民众呢?
网友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 被强迫吃药
2010年4月9日上午，湖北十堰市建设银行职工彭宝泉、报告文学作家邓复华因对上访者进行“围观拍照”，被十堰市公安局抓获，并送往当地精神病院。该院医生经四个小时的诊断，认为彭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并正在发病期，医院决定对其观察治疗。
曾与民警起争执被抓经鉴定精神没大问题
彭宝泉最近言行、精神一直很正常，两年前彭宝泉因与派出所民警起争执被抓，当时曾找本地医生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后派出所重新找武汉的专家鉴定，结果是他有点“偏执”，但是不影响责任的承担，遂因妨害公务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上访、拍照、“被精神病”的真相
近30名十堰市五交化有限公司职工，就因拆迁等方面问题上访，目的是引起领导重视。结果被警方带走12个人，两人被关精神病院。彭宝泉是热心人，彭宝泉的哥哥，几年前上访途中，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他觉得很惨，他想帮帮别人，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河南漯河农民状告乡政府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
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 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09年12月7日,大刘镇政府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只有乡政府才有接任的权力可怕的行政滥权
面对家属想接哥哥出院的请求，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是这样说的：“你家属无权把他接走。他是乡政府送过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徐桂林问：“可乡政府不是他直系亲属啊。”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回答：“不是直系亲属，乡政府也有这个权，直系亲属没有。”
6年被绑48次电击54次 记者采访也遭拳
4月24日，漯河市精神病医院门口，徐林东在这里照了一张出院照，以纪念他在精神病院六年半的岁月。在这期间他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代价太沉重了”，徐林东语音颤抖，他说，今后的第一个打算，就是为自己失去自由六年半讨个公道。
福柯：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
“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1961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对疯癫史的反思惊醒了“正常”的人们。
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疯癫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必须从造成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处开始。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组织安置起来，迅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精神病院的作用延伸进了人们的生活，它已经不仅具有控制疯狂的功能，还被赋予了判断精神疾病的权威。
在中国，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杨念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医疗体制以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方式传入中国，并带来了“理性”、科学化的思维体系。科学理性使正常和异常都被结构化，精神病从此被制造出来----它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个被冠以明确分类的精神疾病名称的人。
律师：地方政府假借“精神病”维稳 是滥用职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份建议书分析说，近年来，随着维稳被提到压倒一切的高度，一些地方政府迫于上访“零指标”及“一票否决”的压力，不是采取积极的行动解决访民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反而采取非正常手段或非法手段，甚至假借“精神病”名义非法关押上访人员.建议书认为，在精神病人的收治上，应当遵循自愿和病人利益至上的原则，在精神病人没有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的情况下，才可由他的监护人决定是否将他强制治疗。
网瘾患者、上访者、杀人者 哪种身份接棒“被精神病”?
在网瘾患者、上访者、杀人者的身后，哪种人最有可能被迫接过精神病人的接力棒呢?莫非是彭宝泉、邓复华所代表的批判者和异议者?称他们为上访者并不合适，因彭宝泉最早曝光“湖北郧县青年陈永刚因发帖质疑该县领导搞形象工程而遭拘捕”一事，促成陈永刚获释，在地方政府眼中，彭某人与牛虻无异。假如我们的推测成真，那么，彭、邓两人“被精神病”所释放的信号，比福建南平、广西合浦的凶杀案还要残酷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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