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汉中市南郑县一所幼儿园5月12日发生砍杀幼儿的恶性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其中包括7名儿童。福建南平、广东汕尾、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这一次是陕西南郑。
近60天内连续七起校园血案，造成21个孩子离开这个世界，近百人受伤，死伤者最小者不过3岁。弱者攻击弱者，但选择儿童这样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小者，道德的沦丧令民族忧虑，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什么？为何命中有此劫数？
人们把仇恨的火焰喷向丧心病狂的歹徒，咒骂、诅咒他们，同时又在反思为何有如此多的不幸？有社会学家认为，在这些血案中，被逮捕的歹徒大都没有精神病史，也就是说，他们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对身边不合理现象的愤恨，才会对无辜的儿童痛下杀手，藉以引起社会的轰动。在大陆政府习惯性的专制手法以及媒体不恰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轰动效应开始在这个脆弱的“金钱社会”里传染、模仿，儿童被接连残害的案件就这么一件件的发生了……
专制社会是因
校园惨案接二连三发生，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社会学博士李贵成认为，发生惨案的最根本原因是，在社会转型、矛盾纠纷集中的今天，很多人面临下岗、被淘汰等危机，巨大的生活压力使部分底层人物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有人采取了极端行为。社会贫富悬殊、社会分配制度不公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是长期性的。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正迅速积累财富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矛盾频生并不断积累的社会，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摆脱不掉的副产品，一些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中饱私囊”，行政运行的不透明、不作为或者过度作为，信访能力的低下和不健全等等，都使得社会矛盾面临爆发的临界点。
社会各界的指责更提高到了对政府不作为的批评。但实际上，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的确和政府的不作为有一定关系，但客观地看，这也同样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一旦被落下，距离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势必导致心理的不平衡。
我们也需要明白，社会发展初期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不幸，不论是日本还是香港、台湾都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日本被人称为“压抑社会”，自杀数字居高不下，至今已经连续8年每年超过3万人自杀。
政府的失职不仅仅在于其不作为导致了此类的事件的发生，还在于用暴力、专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政府不作为的另一面是反应过度。比如很多地方在校园周围开始有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巡逻。大陆公安部的最高官员孟建柱甚至高调强调，“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孟部长的表态的确大快人心，震慑了大部分具有暴力倾向者，让大众减轻不安情绪。但这种用“严打”的方针“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是否震慑得住那些仇视社会情绪或压抑很久的“精神病态者”？或者说，是否会进一步刺激他们的逆反行为，把他们推向实施暴力的悬崖？反而，这种以暴制暴的对策正反映了大陆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这种强烈的专制氛围使政府相信用专制的行政手段就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也正是因为大陆一直就有这样的“专制文化”，才有了这些顶不住压力、精神出现问题的行凶者。他们效仿政府，用一种专制的方法来发泄。不难看出，这些凶手们并不是盲目的，他们选择孩子们动手，正是考虑到小孩子无法保护自己，就与自己没有能力适应社会一样，这两个群体是相似的。
更需要引起警惕的是，真正会采取暴力方式发泄不满的危险分子，毕竟是极少的一小撮人。而对一小撮人采取公开甚至扩大化的专制手段，则不免渲染了一种对抗的情绪。更多脆弱的个体在不平衡的社会环境下，受到暗示和启发，找到渲泄的形式和渠道，促使其行为走向极端。心理异常是果
“专制文化”的烙印就是心理上的畸形。一位拥有中国心理谘询师牌照的医生向《多维时报》表示，从6起案件的共性来看，首先，行凶者多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青壮年男性，6人平均年龄为42岁，最小的31岁，最大的48岁。他们有的是公办小学教师，有的曾是社区大夫，有的曾是保险公司职员，有的是农民，部分人曾有过不错的工作经历，但案发前都处于无业状态。总体来说，他们都属于“失意”人群，收入状况不好，对自身生活环境不满意。这部分群体的心理状态是最脆弱的，也最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其次，从公开资料得知，这6人中，其中2人有精神问题，其他作案者的精神也基本处于崩溃边缘。从心理学角度看，精神障碍与“失意”息息相关，通常正常人在遇到外界刺激后，会出现紧张、烦躁、绝望、沮丧、伤心乃至焦虑、抑郁的情绪，当这种情绪超过心理承受“红线”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病学家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曾说，杀害幼小的孩子完全有违人性，已经不仅仅是出于愤怒这么简单。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扭曲心理已经形成，我们何以面对？尤其在目前过度唯物的状况下，对物质和财富的注重，远远胜过对精神和觉醒的关注。指望一下子实现完全的社会公正来化解也并不现实，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
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充分利用发达的社区建设、民间团体，对病人施加更多的关照，大大地降低暴力行为发生的几率，即使发生类似事件也能避免“模仿效应”。而今天的中国却很少有这些，大陆职能政府缺少广泛的，类似于心理社工的渠道来进行心理辅导。社会中不满的弱者实在太多，要有效解决问题，关键就是渠道----上访维权渠道、心理辅导渠道……于是一个惨案制造者往往成为有类似经历的人的负面榜样，引起一种群体“效仿施暴”的连锁反应。这个时候，是否就应该反思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让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软势力”硬起来，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
当然，上面所说，颇有些马后炮的味道。因为，通常社会发展完成了才会发现国民心理亟需辅导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更应该去注意的是如何防范此类危害不再蔓延。有心理学者指出，个体心理和行为的作用方式及其结果主要表现为从众行为、心理暗示、情绪传染、行为模仿、去个性化。在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中，特别是媒体的不负责任报道，加剧了心理瘟疫的传播。
参与暴力事件的个体之所以敢于公然实施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因为其心理和行为受到了引导性的影响。媒体对暴力凶杀事件的报道，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个人本身对行为的离避程度，从而降低了观看者对采取暴力行为的心理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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