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好像没有多少人对“六四”感兴趣。可能是距离六四比较近，这次回去还真的和朋友聊到这个话题。国内的朋友提了两个问题，米回答不了。第一个问题，“如果六四成功了，中国会比现在好吗？”第二个问题，“现在海外的民运怎么样了？”
本来想把国内朋友的观点原样照搬的转述一下，可是因为太过负面，担心惹海外民运精英生气，还是不说吧。米对海外民运精英是非常敬畏的。他们特别愿意接受歌颂和赞扬，但是稍有质疑，大帽子和大棒子飞过来还可以招架，挨一顿臭骂就有些不值。可是，不是民主么？民主就可以不让人家讲话吗？
国内人对海外民运的负面评价应该不是政府封杀的结果。据统计，现在国内城市人口的90%以上都有“海外关系”，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至少一位亲属，同学或者朋友在国外，通过网上声讯工具和电话，没有什么消息可以挡的住。况且，即使在国外，对海外民运的评价还有多少正面呢？这应该引起民运精英的重视，民运如果离开“民”，还谈什么“运”呢。
六四以后至今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更强大，国家更开放（从各种名义出国的人数增加可以体现）。但是米不知道如何回答“如果六四成功了，中国会比现在好吗？” 这个问题，因为米不知道“六四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请教一下民运精英，你们当时知道吗？现在知道吗？
六四的时候米有几天在河南。学生上街的那天，米也去加油。各大学的同学汇集在一起，浩浩荡荡的向市委出发。到了市委，提出4条要求：1立即通电北京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2 开放新闻自由， 3实现民主， 4 惩治贪污。
市委书记亲自接待。当场答复：第一条，同意！第二条，同意！第三条，同意！第四条，同意！
同学们欢声雷动，欢呼以后，傻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这种茫然的情况在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学生的要求不断加码，看当时那个架势，好像学生不夺取政权就不善罢甘休的样子。
当时有两件事米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到处张贴的大字报，内容多数不真实，据说是要“用谎言换真相”。另一个是一个学生，头上用衣服夹子夹着一张纸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募捐，他说“学生们太苦了，可怜可怜吧”，这应该是要打悲情牌。不知道当时这样做是不是有道理，但是这两条策略至今还是海外民运的立身法宝，就有些让人失望。
当听到“现在海外的民运怎么样了？”的问题，米马上想起在纽约联合国附近看到过两个民运人士。他们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旁边，树上挂着宣传画，一个人喊口号打到李鹏之类的，另外一个人照相。朋友说那是他们在搞活动，照相给基金会汇报，再申请钱。米不想告诉国内的朋友，现在海外的民运已经不在乎“民”了。不想告诉他们，海外的民运工作重点是基金会和美国国会，而且勇猛更胜当年。竟然在美国国会当着美国议员的面公开动手打人，而且理直气壮的对媒体说就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民运是有派别的，这样才可以避免经费只是给某某人。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海外民运不了解”，真的，米真的不了解。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其实更需要民主。更需要有人可以带领人民争取民主。但是这种可以带领人们前行的人，应该不是只会乞求怜悯的人，应该不是假话连篇的人，起码，应该是自己相信民主的人。
民主不是为民做主，也不是做民之主。这应该是六四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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