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毛泽东并非是个常胜将军，其通向中共最高领袖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就没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败仗”。这一挫败虽然没有对毛在党内军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损害，但还是多少影响了他的威信。
正因为如此，在稍后讨论攻打打鼓新场时，当毛泽东又一次力排众议反对攻打，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时，结果竟然弄假成真，与会者通过表决撤销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是毛在遵义会议后所获得的军事指挥上的实权职务。这样一来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后还是周恩来居中转圜，才帮助毛解脱了困境。对此，周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周恩来在说这番话时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威望虽然已经大为跌落，其权势却还是如日中天。因而他有意廻避了毛当时以辞职相要挟，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的窘境。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两点：其一，周恩来当时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当时有关军事行动方针的决策中，周是最后拍板的。其二，毛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很脆弱，个人的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然有可能被人轰下台，如果党内有人蓄意找碴作对的话。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对林彪在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提出由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后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还旧事重提。因为他怀疑是彭在背后搞鬼，趁自己接连在指挥土城、鲁班两战失利之机，鼓动林彪写信，企图取而代之，就像他在湘江大败后乘机发难，取代“三人团”一样。因此，这时还远谈不上毛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这场风波，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挫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重演，毛随即以作战指挥需要独断专行为名，向已经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这一提议随即获得通过。
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着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其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所依据的都是些重要当事人的说法，诸如张闻天、王稼祥乃至周本人的回忆，但由于他们都是在延安整风以后，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回述的，有的还是在文革造神运动巅峰时讲的，因而不免掺杂政治因素，带有溢美拔高之处。
事实上，当时在军事三人小组中挂帅的仍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就连毛本人也不讳言。他在文革期间谈起这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即三人小组─作者注），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恰好印证了直到这时，周氏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点当时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周在遵义会议后的作战指挥上并无大错，即使有错的话，责任也更多的在负责直接指挥作战的毛，因而没有理由改变周的这种地位。
再者，周恩来刚刚凭藉他的领导地位帮助毛泽东渡过难关，化解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又怎么可能设想突然在没有任何变故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被人取而代之呢？实际上，周在中共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一直到其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点，从六月间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主题报告和会议的结论就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逐渐被毛泽东所取代。这种变化随着红军逐步摆脱危境而日益明显。毛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独断专行，不甘久居于人下的人，在形势有了转机后，更是觉得主持军中大计非他莫属。于是，毛便施展权谋，在其政治盟友张闻天的配合下，反客为主，一步步把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
毛泽东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自然不免让周恩来感到难堪，但善于隐忍退让的周氏似乎不计较这一点，和在李德时代一样，安于担负起作战指挥中的具体工作，而将决断让毛来做。周的这种作法，与其说是无可奈何的拱手让权，不如说是相忍为党的主动让贤。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取代周恩来，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的呢？说起来并不大光彩，颇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这要从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旋即发生的分裂谈起。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劫后相逢，本应同心协力，共渡艰难。然而在短暂的欢聚之后，双方便因歧见而彻底闹翻，分道扬镳。表面上的原因是对行动方针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实际上却是党内两个山头之间的权争，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个人领袖欲极强的人。张自恃是中共的元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又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的疲惫之师之上，于是便以此作为资本伸手抓权，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策动下面向中央提出要求，自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深知张国焘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来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大权在握的毛又岂能将刚刚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忍受张某骑在头上发号施令？红一方面军虽然在实力上不及红四方面军，但因当时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随军行动，占有天时人和之利。于是，毛便以正统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张施计斗法。关于这一过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把毛泽东的工于心计和周恩来的相忍为党，以及张闻天的“虚君”地位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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