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应邀做客人民日报总编室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文化讲坛”，并以“文化遗产：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单霁翔表示，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是无法解决城市中的诸多问题，不能根治“城市病”。将和谐目标定位为宜居城市，而不是功能城市，体现了城市建设和发展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既是治国的谋略更是治理城市的精髓。
单霁翔说，1933年诞生了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雅典宪章》是应对大工业时代的来临很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比如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棚户区的蔓延和城市中心的人逃离城市。面对这些“城市病”，当时一些规划师、一些建筑师、一些社会学家集中在一起研究解决“城市病”的治本之策。当时认为城市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的规划，就是对于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要在合理的区域历妥善地安排。
这样一种规划思想被称为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一度在国际上有它绝对的权威，所以很多城市都是按照功能城市《雅典宪章》的理念进行了建设，包括中国的很多城市。比如我们所居住的北京，从50年代以来，历届总体规划都是按照功能分区进行的规划建设，比如说通惠河南焦化化工工业区、通惠河北机械纺织技术加工工业区、酒仙桥电子元件器件工厂，比如西郊的首钢钢铁工业区，所有的仓库、交通枢纽都安排在南郊，北郊是科研、办公区，西北郊是大专院校。一度，8大院校一下子安排在西北郊，后来逐渐发展成为32所大学。西郊是公园游憩的地方。这样一种功能分区规划图看起来很漂亮，黑颜色的工厂、棕色的是仓库、绿色的是休息的地方，黄色的是居住的地方，这样一种规划的理念一直延续了长时间。
实际上包括北京这座城市在70年代的时候，显现出功能分区对城市、人们生活的不良影响。单霁翔介绍当时他在北京的西郊月坛居住，上班的工厂是在东郊郎家园，每天早上要从西郊骑着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到东郊上车，顶着朝阳，但是并不孤独，千百人的骑车大军黑压压地就从西往东骑。每天下午要顶着夕阳，也是伴随着自行车大军从东边往西边骑。后来有钱了就买了一个墨镜。但是每天都要在路上花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精疲力尽。当时在西北郊上学的学生，每天后面的人要推着才能把门关上，后来一直到90年代汽车都变乘火车一样，一列列一直往前走，也是很早六点多钟就要起床，而八九点钟才能回家。
这种功能分区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北京数百万人，每天两至三个小时在路上，人为地造成了汽车尾气的污染、交通的拥堵、人们休闲时间的减少。它重视了城市的功能，而牺牲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人们从实践中逐渐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是无法解决城市中的诸多问题。
靠什么解决呢？以城市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城市文化是社会文明在城市的缩影，是社会和谐在城市的集中表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既是治国的谋略更是城市的精髓，是实现社会和谐、诚信、责任、尊重、公正和关怀的保障。只有将这一文化精髓贯彻到城市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才能实现文化以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用以物为中心指导城市建设还是以人为中心考虑城市发展，这是本质的区别。
今天很多城市都开始注意保护城市最有特色的历史街区和文化地段，比如说福州市就把曾经交给开发商进行开发改造的巷子，当销售一房两巷以后开始进行整体的保护，发现《人民日报》对三房七巷的情况进行了报道，福州市民在春节期间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三房七巷，这里有着他们城市的根，有着他们城市的魂。
单霁翔表示，适宜居住是和谐城市的重要标志，将和谐目标定位为宜居城市，而不是功能城市，体现了城市建设和发展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不是片面地追求形象工程而是更关注文化的发展，关注人的发展成长，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这就对城市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座城市有着不同的年龄结构和文化背景的人群，年轻人在城市中需要这样热情奔放的生活，而城市的老年人今天需要这样的文化场所。
今天我们家里老年人不缺吃、不缺穿，问他们最怕什么，他们最怕孩子们上班以后，把他们留在单元楼里，他们很孤独，没有人聊天，没有人谈话，而我们城市最需要的是为老年人提供他们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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