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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判定周恩来不会和刘少奇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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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周恩来有一种不祥之感,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积极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同时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尽量顾全他的面子。并且试图缓和毛、刘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在“大跃进”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党内分歧中,周恩来一直企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卷入是非之中,并试图缓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当时又担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的周氏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内心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举措的,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深知毛的为人─既不甘认输,而且还在伺机杀回马枪,因而表现得小心翼翼,处处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充分显示出善于左右逢源的本领。一方面,他率领国务院各部委,在实际工作中全力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另一方面,他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调,决不主动提出有关涉及在全局上纠偏的建议,等待毛自己转弯或由刘出来挑头。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费心思地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作了修改,将其中“整顿”改为“调整”,又加上了“充实”,形成后来着名的“八字方针”。与此同时,他埋头具体工作,忙于调粮救灾,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与刘少奇等人保持距离。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口,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周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不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却判定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故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不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为此,毛决定寻机敲打一下刘,同时进行试探摸底。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这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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