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市场上，也有着此一时彼一时不断变幻着的需求。政治盟友因了利益和观念的契合不断地重组着，一如“三国策”里的盟友不大可能有一个定数。忽略具体的政治或行政观点而主要从政治力量对比、政治利益集团组成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关系，是麦克法夸尔在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驾轻就熟的分析方法（1），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评析毛泽东与柯庆施的政治关系。
柯庆施所代表和引领着的“上海帮”或“华东山头”（2）从反右开始成为毛泽东倚为重镇的同盟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北山头”的急剧膨胀到了尾大不掉、水泼不进的地步，让身为一党主席、一国主席（后来由刘少奇担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强了“华北山头”向中枢扩张的进程）、一军主席的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孤独和别扭的情况下一拍而合的。柯庆施在从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成为华北局中央代表时就开始了他在党内的厄运，而此后的刘少奇又一直充当着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而使柯庆施暂无“出头”之路（3）。当他终于因为饶漱石、陈毅双双上调中央而在在上海、在华东站稳脚跟之后，他的地位和他的政治表现都使他得以成为掣肘、平衡、对抗“华北山头”的较好力量。
从超然的态度或讲求价值中立的学术评价而言，即便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为善于揣摩圣意的政治高手、成为唯主席马首是瞻的急先锋，柯庆施也并没有特别的卑鄙或高尚之处。政治家的潜规则是“存在就是硬道理”，无论是赫鲁晓夫、周恩来、刘少奇，都并不排斥在特定状况下的“顺守”。仅仅因为柯庆施善于揣测和迎合领袖的政治倾向而坚持认为柯的“政治名声不好”（4），这也许过分讲究了自由知识分子以“良心”、真理、正义、诚信、善良、道德、人本和自由为尊的标准。假如你真得用这些标准去衡量那些深入“官场”中的政治家或政客们，恐怕那曾经最得民心的周总理都不“及格”。如陈毅、钟伟、陈少敏等确实敢于逆政治潮流而动者，他们的下场十分分明地表现为被冷落。这样的“匹夫之勇”或意气用事又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胸怀大志、胸怀大局、“忍辱负重”的政治家（或政客）呢？
更何况，柯庆施所尊重和拥护的是当时的第一把手。即便从最基本的政治常识而论，“主席”也代表更大范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为什么会有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样的评价当成一种贬义（5）加之于柯庆施的语境出现呢？这显然是有悖于现实义理的。冯锡纲说柯庆施是对毛泽东实施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6），不知道他将如何评价是刘少奇、王稼祥、张如心较早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甚至毛泽东主义）（7）、而刘少奇的七大报告中连续有一百零五处提及毛泽东的名字的这一历史事实？
官场上也没有固定的敌人，利益决定一切。当刘少奇和他的强大并越来越强大的华北阵营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军会同了陈云、李富春、高岗等各方政治力量帮助毛泽东战胜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后，刘和他的华北同事们在党内的迅速崛起----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分别在中央和华北、东北等获得了强势的政治地位----可以算作毛泽东做为胜利者给功臣们的回报。不过，随着崛起于白区和后方从而更善于处理城市事务的刘彭等在解放后国家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至不时地对毛泽东的政治、行政决策提出异议甚至发生抵触（8），毛泽东开始把刘少奇这位整风中的亲密战友当成下一波的政治“假想敌”。
因为毛刘之盟在党内的特别意义，毛泽东在建国初的十几年中似乎并没有痛下“打倒”的决心。但是，适当的“敲打”、“警示”和调理却是经常的。以高岗发起的 “批薄射刘”是一次敲打（9），不过因为高岗的能动性发挥过分而失败了；提拔邓小平到中枢也是对刘的一种掣肘，不过因为刘邓对国家事务逐渐形成共识而基本上没有成功（10）；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进行整风的计划也有针对刘彭的间接意韵，可因为彭的强烈抵触（11）和后来被认定为“右派”们的失控的观念大爆发而再次流产……当毛刘调合的可能性一次次因为其间的政治矛盾不断激化而越来越微弱时，毛泽东终于做出了他长痛不如短痛、改良不如革命的重大决策：彻底打倒刘彭和他们所把持的中央、华北等政权，将对国家的控制力收归己手。按照表克法夸尔的分析，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整个建国史，都是毛刘之间反复进退、一波三折的政治斗争史（12），十七年的积怨太深已经到了无法做一般的组织解决的地步，而在毛泽东看来刘彭的实力也到了采取一般的斗争策略轻易难以捍动的地步，他不得不祭出他的煞手锏：通过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来重组共和国的江山----对自己有着数十年盟友关系的刘少奇采取如此重大的政治运动，并把文化大革命视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事，十分鲜明地昭示了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内心里，他的真正对手只有两个。一是蒋介石，毛泽东与他争了二十二年（1927----1949）江山；一个是刘少奇，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二十年（1949----1969）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并不象对刘少奇当面说的那样蔑视刘：“我动个小手指头就能打倒你”（13）。一如他几乎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把蒋某人当成同级别对手一样。“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此之谓也！
一直重视刘公并逐步将其设定为假想敌的毛公，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获得了“柯老”的可贵支持，当然令毛泽东喜出望外。因为这样的支持，因了刘少奇政治地位的尊贵和巩固，这种欣喜是只可意外而不可言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支持必须要出自一位善于揣摩圣意的政治天才之手。在政治艺术方面，柯庆施显然要比高岗技高一筹（14）。他甚至可以在基本上不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假想敌是谁的情况下，珠联璧合地配合了毛泽东的诸项政治行动。君臣同心，其利断金。毛泽东越来越赏识柯庆施并倚为重臣，其秘密应该在这里。
自然，扶植能够明白地了解圣意的上海帮，并不仅仅是为着对抗和平衡华北山头的。只要成为坚定的毛派，必将融进政治斗争的主流。这在党内诸公中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当年的刘、高不都是这样做的么？一九五九年，柯庆施参与对彭德怀、张闻天的征讨，便是紧跟领袖的一次惊险之作。据说当时他也是怀揣了反右的材料上山，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彭德怀“万言书”（15）的的第一次吹风，他便连夜派人下山去取反右的材料（16）。在庐山上，他还希望如同当年发布《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一样在庐山上放一颗卫星，于是向当时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求助，可李锐的“笔力”居然远不及张春桥的敏捷和通透，从此柯再出门开会时必带张春桥（17）。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群落几乎整体失宠，在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直接涉及到李锐等到之外，胡乔木、田家英等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再到后来，以柯庆施的宠儿张春桥为首的新上海帮，俨然取代毛泽东的原秘书班子而进身为领袖身边的秀才群（18）。是柯庆施的属下和后辈构成了以后的“四人帮”的主体这一点而不是什么在是否是事实上有争议的“柯庆施支持批海罢”这一点，成为他直到现在还没有人为其作传的现实原因---- 用邓伟志的话说：八大的政治委员只剩柯庆施没有传记了而且是柯的下属，下属的下属都出传记了，整过柯的，被柯整的，都出了传了，为什么柯就不能出呢？（19）
在参与反右（包括反彭）和在某次会议上大张旗鼓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达到迷信的地步”（31）的口号前后，柯庆施确实有多次让毛泽东感到愉悦的政治发明。比如发起建立全民大学、比如提供食堂并说“吃饭不要钱”（20）、比如推动“大跃进”、比如“大写十三年”。毛泽东当年曾经表示要给发明大跃进一词的那个人发博士学位（21），在庐山又讲大跃进的责任人由毛和柯共同承担，从中都能看出毛对获得柯这个政治盟友的惊喜。
说柯庆施是政治天才，在于他每一次聆听毛泽东的讲话或闲谈，都能迅速准确地判断出毛泽东的意图和倾向，并迅速转化为自己指导下的行动或张春桥（也许还有姚文元）手下的惊人之笔----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亲笔作序（30），也是拜柯庆施的出众悟性所赐。难怪因为柯庆施的文章，毛泽东会对曾经反冒进的周恩来施以几乎有些污辱性的质问：这文章你写得出来么？（22）难怪周恩来会小心翼翼地询问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担任总理（23）。
但是可惜，柯庆施作为一颗迅速升起的政治新星，其革命资格却非泛泛。这位由林伯渠在一九二四年发展的党员，十九岁就曾经去苏联见过列宁。一九三一年，还曾经出任列入一、三军团系列的红八军（前身是红五军的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他在当时的北方局任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刘少奇在白军代表大会上质疑中央路线时，柯庆施曾经愤起反击（24）。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他的发展陷入了停顿。延安整风中，妻子也因不堪重负而自杀。1948年，华北部队打下了石家庄，他成为第一任市长。在这里，他和于文兰结婚。成为共产党部队打下的第一个大城市的市长，也许并不是柯庆施政治生涯的转机。因为在他1950年经石家庄市调南京任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还联名向当时的华东局发过一份电报提示注意柯庆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32）。
但柯庆施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终于还是在建国后获得了认可。六十五岁的毛泽东也同大家一样尊称五十六岁的柯庆施为“柯老”，这本身就标明着毛泽东对柯的期待和认可。作为毛泽东“好学生”的十年，柯庆施终于赢得了他在同事们中间的足够尊重。从担任华东局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柯老”一路高歌。如果不是因为在成都养病期间喝了太多的酒并吃了太多的油花生米而触及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而去世，他的政治辉煌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柯的葬礼仍然十分的风光。不但有刘少奇、邓小平参与主祭和致悼词并称其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33），还有林彪在上海的友情参加，更有诸多外国使节、唁电的烘托。因为柯的资深政治家影响，江青在柯去世后还数次打了他的旗号或借重他的虎威（34）。可这也在一定程度让文革后的一些人士开始怀疑柯与四人帮、柯与文革的关系。殊不知，就连陈丕显的自传都表明江青最初赴沪是以他为联系人并住在他家里的，而后来姚文元写了批海罢的文章也曾托他转交江青（35）。
对于柯的英年早逝，有人评价说“柯庆施在文革前夕离世，给他一生六十三年的坎坷和风光划上了句号，也使他以后很可能有的更风光无从上演。这不知是他的不幸，还是幸运。”而冯锡刚则更加明确地说：柯庆施死于“文革”前夜，与其说是“长才未益寿”（董必武挽诗》、“世有良材天不永”（陶铸挽诗）的痛惜，不如说是尚不致与林彪、江青一类人物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幸运（36）。这与其说是学术语言或文学措词，还不如说是一种略嫌偏激的政治判断。难怪对柯老有过较直接接触的金平和邓伟志会对此大不以为然了。无论是法律还是历史，都不应该对未曾发生的事实进行褒贬。如果因“柯老”当年更得主席赏识而在事实上烘托了一片连为柯庆施作传都会视为禁区的环境，那也实在太不正常了。连张国焘、王明、高岗、林彪这些基本上没有“平反”可能的人物都有人为之作了传记，难道柯庆施必须因为他的性格和“十年作派”（37）在承受了生前几度波折后再承受死后仍要凄凉的代价么？
在品读毛泽东的书卷漫游中越来越发现了柯庆施这个人物在建国后的特殊份量，在几乎所有涉及到文革前的共和国史的著作中都会见到柯庆施这个名字的出现，可居然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较为详备的传记，大憾。真心地期待着如叶永烈、邓伟志们能够趁着现在还有一些熟悉“柯老”生平的人健在而早点补上这个空缺。
注释：
（30）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31）据叶永烈披露：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32）据陈丕显加快录记载：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给华东局发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当时，华东局的领导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都看过这个电报。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上海工作，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打过招呼，并要我转告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魏文伯心直口快，把7月19日中央领导给华东局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2006年3月22日、草稿
附三篇关于柯庆施的文字：
如何评价柯庆施
邓伟志
2003/09/25 原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不，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对柯庆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简介，居然出现了年代上的差错。
长期以来，不仅出版物中没有柯庆施的书，就连单独评价柯的文章也没有。大多都是在讲什么事的时候，带上一笔。这“带上一笔”又分两类，一类是指名的，再一类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熟悉情况的能看懂这是在说柯庆施做过的一件好事。
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被否定以后，“评海罢”成了十年浩劫的先声，人们很自然的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能等于事实。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它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弄清姚写作的时间，我向当时同姚坐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4月（65年----邓注）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近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月，大约写了十稿。……他写到第八稿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
另外，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
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报社当时的领导最近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于1965年4月9日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 2月柯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在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试问：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 ----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 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有没有热线联系？金文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确实没有。”
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的，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据他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写出来的。”还有位领导同志说得更具体，姚文中的那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
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三位市领导，没有柯庆施。
由此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
不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已说的总不会假吧！未必。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是“把柯拉来撑自已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时间是：1967年4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论定了，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我们不能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矒住，过来人不应当被江青矒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矒住。我没有参加柯老的追悼会，可我记得，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五万人，参加公祭的有一万三千人，在上海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再请读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说柯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的“评海罢”发表于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算得出来嘛！
----本文写出初稿后，在《百年潮》（2003年4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在背后。
继而，又在《炎黄春秋》（2003年4期）上读到陈铁健的文章，讲到他1978年12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 “收集江青丶张春桥丶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 “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丶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 （陈丕显丶曹荻秋丶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 ‘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 很清楚，陈在文中列举的名单无“柯庆施”三个字.是的，只要能“一目”这些至今都应该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会议记录,则能“了然”与柯无关了。
柯庆施“左”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政治上名声不好的又一个缘由是：“柯庆施‘左’”。
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 整人”。我认为这没有冤枉柯庆施同志。柯庆施确实“左”。不“左”，1957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一万五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1959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关于柯的“左”，我手头还有不少冯锡刚所没有写到的材料。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先访问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对柯有意见，他讲了许多柯的“左”的表现。
不过，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
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呢？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几例，足以告诉我们：柯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365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值得考虑。
何来“以柯代周”？
既然提到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开来多说几句同《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有关的事。冯锡刚讲柯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这一报告，在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写道：毛“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讲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要依据”。不仅国内，连外国友人都认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是别人难以取代的。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情况，我没看过记录，照理没有发言权。我只见到在毛的《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的注释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讲话中说：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我看，这样一种讲法很像毛泽东的风格，是可信的，真实的。毛有没有以此将周的军，从这一段注释中看不出来。
事实上,由柯做报告的这次中共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四十多位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柯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也莅临了这天的大会。柯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矛盾问题加了很长的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冯锡刚所讲的那样，不把总理放在眼里呢？关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可能的话，我打算另写文章。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就是冯文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庆施高于其门他地方官员之所在”。冯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随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高于其他……”之处。冯文批评柯文中有“热昏的胡话”。冯没有说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总理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没任命第一书记。
冯文还提到，“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乘风破浪》，并非偶然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对不起！请冯先生看一下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吴冷西（必须提前在这里说清楚，毛把吴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断无以吴代周、以吴压刘之意）是怎么说的。吴写道：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的回忆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安排。
周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党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压周”的说法。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将了周的军，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来承担责任呢？
至于冯文所谓毛想让柯取代周。这就更离奇了。冯文又云：是书记处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堂堂一国总理的去留就那么简单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不碍事吧！可是，次年（1959）换届时，在16名副总理和16名副委员长中，没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后,到了1965年 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六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1958年的 “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归于主观的臆断。
据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没有听到过毛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很有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证伪这一问题。
我分析，冯先生说书记处否定“以柯代周”，可能是张冠李戴了。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会议，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历史啊！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评价柯庆施？
如何评价柯庆施？是有难度的，但不是世界难题，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功夫，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我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论对柯作何评价，柯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是政治活动家,是中共党史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柯的下属，下属的下属都出传记了，柯的传记也到该出的时候了.现在，整过柯的，被柯整的，都出了传了，为什么柯就不能出呢？不管冯文的观点怎样，单是批评冯对柯研究不够，我想，冯是会接受的。冯说什么柯庆施1962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白字黑字必须要有根有据。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 “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冯既然是从“毛泽东的好学生”的角度批柯，怎么能不读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没看过吴晗的《海瑞罢官》”为题，咨询了七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没有”，“不可能”，“《海瑞罢官》在北京横竖没演几场。他要是看过，会跟我们讲的。他62年没提过《海瑞罢官》，62年后也没提过《海瑞罢官》这回事。”冯还说什么柯“严禁”传达1962年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我认为，冯先生只要稍作调查研究都不会这样写。“严禁”传达？我就听到了嘛！不过我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我，性别：男；年龄：23岁（62年）；工作单位：上海社科院学习室；职称：研究实习员；政治面貌：非党；传达地点：上海市陕西北路186号二楼小礼堂；传达时间：记不清；传达人：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有些人可能知道，广州科技会上周总理讲的 “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没有广泛传达。有史为证,不让传达的人不是柯庆施,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的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 “在有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看到过。如今，杨已去世了。陈，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去就没法调查了。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们再 “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的认识就不一样。拿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的见过柯老。过去我只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长骂走，这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去揭开农民家的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我主张开一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处。我书橱里有一二百本国内外名人传记，同一传主的传记有的也有好几个版本，既有大同小异之处，也有小同大异的地方，对照起来学习，便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通过对柯的讨论，说不定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建设都有好处，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义词的评价，比讳掉阴暗面、讳掉敏感点、以自已划线的自传，要好得多。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负责。历史学家又很难对历史负责。可是名人无秘密。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要一丑遮百俊。俊与丑都在史料中。史料迟早会找到的。在“文革”中上海以柯划线，什么都是柯的好，不好也好，伤了不少人；“文革”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柯庆施什么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于连柯庆施一直反对的（如敞开肚皮吃饭），一下子变成了“柯庆施第一个提出的”。有了过去十年的“正极”，有了这二十多年的“负极”，相信对柯庆施的评价有条件做到不溢美，不遮丑了。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约与影响。在齐声喊“杀”时，你能说个“无期”就是反潮流的行为了。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谁能说“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比方说1958年的浮夸风. “据1958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10597.8斤。” 当时全国喊“亩产万斤”的岂止一万人！可是上海就没说。柯老是一位头脑十分冷静的思想家。据杂文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一千八百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两千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 1965年讲的一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两千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两千斤”的轻微浮夸。我的老乡刘禹锡说“出淤泥而不染”。这是艺术夸张的诗句。莲籽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泥的，真要吃的时候还是得洗一洗的。在几十年的迭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则，两点论就无效了，否则，辩证法就失灵了。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已“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柯左论”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
比方说，柯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为江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海看戏，柯“场场陪同”。言过其实了！思维定势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线”。上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不是柯.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我也混进去看过两场，都没见到柯的影子。 1978年科学大会时，我到西单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同志。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三余”。柯的夫人于文兰为大于、曾的夫人余叔为小余。余叔同志对我说：“我们和大于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见。” 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 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 “麻烦”,对待她只能是 “敬”而远之.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万不可“抓住一点”，当作定论，“不及其余”。
再比方说，冯文把林彪参加柯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过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的追悼会，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来点逆向思考，就会把林的到来视为正常。何况那时的林并没有“怆惶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检索到这样一份材料，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人家什么‘倾’。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啊！我不知柯老的这番话是在针对今人对他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呢，还是在给我们的一些党史专家上课？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自愿卷进这场争论，是因为看到冯文的最后一节，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苦了我们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尽情理了。冯又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老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腾出来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
在柯的 “特务问题”上，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突然袭击。斗柯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么话也不说。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质问柯：“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亲笔修改了对柯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1943到2003，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的语境来批柯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的十个月当中，柯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发表了《不断提高生产率》；11月发表了《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发表了《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在《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一文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六分之一。中国的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老说：“就是穷的当掉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邓小平同志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丶氢弹丶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 也是一个民族丶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容我再摘录一段史料: “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两丶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丶巩固丶充实丶提高的方针,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丶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丶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丶缩减城镇人口丶恢复集市贸易丶增加农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取得较好效果.经过两年的调整丶整顿,上海工业总产值自1963年起到1965年每年平均递增18.8% .”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协.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 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老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射柯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反对狭隘思维.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 “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 柯庆施时期上海对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丶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我记得邓小平写过一段话。在1958年无端批刘伯承时，林彪对邓说：二野主要是你（邓小平）起作用。邓小平立即顶了林，说：政委与司令员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ABC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甚至于毛泽东也一度想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毛泽东何以赏识柯庆施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 “好学生”。那么，笔者就来剖析一下这位中共党史上颇为特殊的人物罢。
“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而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陈毅直至1958年2月正式出任外交部长后才辞去上海市市长一职）。这一切变迁，不能不使柯庆施对毛泽东深怀知遇之恩。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从已经公开的材料来看，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堂堂的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这一安排，竟对后来中国政局的走向产生微妙而不容忽视的影响。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八大”上的发言系总结上海七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很注意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由此观之，柯庆施并非天生的“左”字号人物。
邓小平以过来人的资格反思历史，指出毛泽东自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走上了“左”的错路。柯庆施的“好学生”的本色，也正是从此开始显现。
几乎取代了周恩来
毛泽东何以赏识柯庆施，在数年间将他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为中共上海局书记，还难以推断。然而在不到两年时间即由中央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则实实在在是对柯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回报。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正如李锐所指出的，“当时在言行上跟得最紧，因而很受毛泽东赞赏的人之一是上海市的领导人柯庆施”，柯“是后来大跃进‘万马奔腾’时，‘一马当先’，睥睨一切的人物”。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人民日报》如此推崇柯庆施的报告，显然是毛泽东的安排。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
毛泽东何以赞赏柯庆施的报告？一看《人民日报》的转载即可明白。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阐述的正是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新论点和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在这年6月创刊的《红旗》杂志上，除了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还有柯庆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其中有许多与大跃进氛围相适应的热昏的胡话。
在全国党代会上谈文化问题，这正是柯庆施高于其他地方官员之所在。他已经注意到毛泽东对文化问题乃至意识形态问题情有独钟。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
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宦海沉浮，使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对柯庆施来说，其实是无所谓“左”或“右”，一切以领袖的旨意为取舍的标准，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 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此后的事毋须赘述。柯庆施春风得意地回到上海，更为起劲地贯彻难以为继的大跃进。
形势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60年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大跃进再也无从坚持下去。尽管柯庆施以大型彩色纪录片《旭日东升》和《上海英雄交响曲》来为上海的人民公社和工业大跃进大唱赞歌，严峻的现实已经使人们的心头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标新立异取悦毛泽东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祸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他的进谗无疑进一步影响毛泽东的判断。
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它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于是，这位并不熟谙文艺规律的“好学生”标新立异，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走夫人路线天幸早亡
从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 “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 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当然，也还有一个迹象，林彪已取代陈云位居副总理之首。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这年柯庆施才63岁。柯庆施死于“文革”前夜，与其说是“长才未益寿”（董必武挽诗》、“世有良材天不永”（陶铸挽诗）的痛惜，不如说是尚不致与林彪、江青一类人物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幸运。
有人也许会诘问：何以见得柯庆施倘不早死必与江青沆瀣一气？答曰：“好学生”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作派。
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历史的批评。刘少奇在蒙难时说过一句必将传至千秋的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人们有理由期待一部反映柯庆施宦海沉浮的传记早日问世，因为他是一面镜子。
毛时代的风云人物之一：柯庆施 [转贴 2006-01-28 00:38:02 | 发表者: 西西弗斯]
1965年4月，虽然过去才几年的大灾难仍然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隐隐作痛，“四清”运动的波澜也刚刚消退，敏感的人从党报和广播发表的一些社论和文章中已经闻到政治空气又在渐渐紧张的气息，但春天依旧不管不顾地在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上烂漫璀璨着。此时，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外沿成都至灌县公路西行十多里处的那个戒备森严、在当地百姓中颇具神秘感的金牛坝招待所（又称省委第五招待所，即现在的金牛宾馆）里，更是花团锦簇、春意盎然：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绿色欲滴，松柏苍翠威严，枝繁叶茂的古楠和银杏在石径旁傲然挺立，海棠、兰草、山茶等也正在热热闹闹地争奇斗艳。这个专门接待高级首长的招待所，在那个普遍简朴的年代里，真不啻人间天堂。
4月5日晚上，在金牛坝招待所1957年建成的西楼的小餐厅内，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两位同事摆下了宴席，热情招待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几个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聊。
主掌着华东重地的柯庆施是1964年初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前往广州疗养，最后于3月又来到成都疗养的。他虽是南方人，但喝酒的能量却不让北方大汉，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一直吃到9点。宴罢，回到自己住的套房，临睡前他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不成想，他的身体经不住这番极乐，当晚就引起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这位大人物自然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经过四天的救治，扁鹊们也回天乏术，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柯庆施在“文革”的前夕离世，给他一生六十三年的坎坷和风光划上了句号，也使他以后很可能有的更风光无从上演。这不知是他的不幸，还是幸运。
在中共历史上的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
柯庆施是192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老党员，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载《随笔》杂志2002年第 4期），但在1949年以前，他在中共党内一直仕途沉浮，遭际坎坷。然而，从1954年到1965年他去世前的十年间，他却又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就连比他大九岁的毛泽东也常常学着大家称他为“柯老”。他去世后，讣告中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见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讣告），“文革” 中又赞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但1976年后，他又备受冷落和讥评，成为“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唯一的一位（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他个人命运的起落，似乎就是中共党内斗争历史的缩影。
柯庆施1902年出生于“水甜风香”的安徽省歙县南乡竹溪村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据说17岁时就因思想激进，被当时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当成“思识一时误谬”的典型而“勒令停学”。（见柯六六：《水甜风香竹溪村----爸爸柯庆施深深思念的故乡》，载《江淮文史》2004年第4期）加入中共后，他从事过军事活动，也干过“白区”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重要职务。（见“北京党建”网“党史人物”栏“柯庆施”条）但在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却成为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亲自负责的重点“抢救”对象，饱受捆绑、批斗，其妻子也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身亡。（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三章第二节《中直机关的“抢救”》。据高华考证，柯庆施被整，主要是由于他在历史上与王明的渊源，和在中共北方局任职时与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矛盾。）此后，柯庆施似乎不受重用，担任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等职务，建国初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见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讣告）---- 就其党内资历来说，这职位不算高。
看来，1949年以前，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柯庆施其人还没有完全脱尽“书生气”，或许还有点儿放不下“党内老资格”的架子，确乏敏锐地认清“形势”的眼光，没有像康生、刘少奇等人那样及时站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段“麦城”。
不过，从1949年起，将近“知天命”之年的柯庆施显然真正“知天命”并开始紧跟“天命”了，他的仕途焕发出了“青春”，从此走上了顺利的康庄大道： 1952年10月，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兼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见赵福山主编：《西柏坡人物》，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出版）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柯庆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十六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排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是担任副总理多年的老资格，而更可笑的是，李富春正是二十二年前主持对柯“抢救”并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的人。）
从这番履历可以看出，柯庆施的最后十年实在是“过五关斩六将”般地春风得意，尤其是最后以副总理之尊兼掌上海和华东局，堪称名副其实的“华东王”。
柯庆施晚年的仕途得意，自然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而毛之所以对柯赏识有加，也自然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
在柯庆施主政华东和上海的十年期间，中国所面对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环境是比较艰难的：1949年后，中共宣布对苏联“社会主义”集团“一边倒”，加上又与美英等“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干了一仗，因而受到当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联合制裁，国内经济基础在多年战乱后已成一个烂摊子，颇有点内外交困的意思。但从 1954年到1964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取得了十年翻一番的不俗业绩，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每年上缴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强，并为原子弹、氢弹和运载火箭的所谓“两弹一箭”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持，以致当时还提出了“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口号。（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现在看来，上海的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俗业绩”，肯定得益于当时那种剥夺农民、全力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也与全国各地对上海的不遗余力的支持有关，当然也离不开苏联“老大哥”的资金和技术支援。而作为党政一把手，柯庆施在这过程中应该说也起了一定的领导作用，其功劳不可抹杀。
但是，毛泽东对人的赏识并不仅仅着眼于“工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更要看这人对自己是否无条件“忠诚”。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他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6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但因为对毛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不太感冒，他就常常遭到毛的怀疑和冷遇，只能时不时地用“休病假”来避之，到了“文革”中，他更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义。（见“新华网”“新华资料·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栏“陈云”条）因此，柯庆施在1954年以后大受毛泽东赏识提拔的原因，最主要的还不是他的“工作能力”，而是他对毛表现得“忠心耿耿”，对毛的指示心领神会、坚决照办，对毛的“乌托邦”空想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整个把自己变成了毛得心应手的工具。
现在有关柯庆施的资料还不很多，并且大多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但从这些资料中已经可以看出1949年后柯庆施在重大事件中“紧跟”毛泽东的那种姿态。
首先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关于柯庆施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有人认为从“量化”方面来看，他“左”的程度还不算高，理由是当“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时，上海只“划了15419名右派”，“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同时，“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比如“《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这些人都幸亏“柯老”讲了话而“保下来”了。（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我们先不论当时上海是否只“划了15419名右派”（现在有论者研究认为1957年的“右派”人数远远不止55万人），只就这“15419”的数字来说，应该也是不小的。当时上海总人口不过六、七百万，而作为“反右”主要目标的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人员应该只占其中很小部份，在这些人中“划了15419名右派”，柯庆施可谈不上“手下留情”。柯庆施“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可见他对自己熟识的、“还是可以用的”老部下有所保护，说明当时其人还没有丧失理性、达到“左”的最疯狂的高峰。但另一方面，柯庆施对人文知识分子可是毫不“留情”的。比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鸣放”中说了一些意见，“反右”时柯庆施就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派”，虽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认为傅雷可以不划，但柯庆施仍批示把傅雷划为了“右派”。（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10月出版）生性不问政治的傅雷因此饱受磨难，“文革”初更遭残酷迫害，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4月第1版）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右派”，三年后被“摘帽”，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 “继续劳动改造”去了。（见朱健国：《惟有孤独多壮志—白桦珠海说孤独》，载“blog.sohu”网“朱健国博客”）柯庆施在“反右”初还对“反右”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精彩”的评论，他对当时正陷于困境的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而就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上海干部会议上曾说过：“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2 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可见柯庆施的话是对毛泽东讲的话的发挥。把作为“优秀人物”的知识分子贬得一钱不值，对毛泽东来说是有一份心结在内（毛年轻时在北大曾受过“大知识分子”的冷遇），而对柯庆施这种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的人来说，则主要是趋附希荣了。正如徐铸成所指，柯庆施“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味，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
不过，柯庆施最“风光”的时候是在“大跃进”的酝酿阶段。
1957年10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中共八大确定的稳步发展的方针政策，提出“要鼓起一股劲来”，要“多、快、好、省”，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两个多月后的12月25日，柯庆施就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以“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他还在报告中说了许多诸如“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等等“热昏的胡话”。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因为他常感在北京“曲高和寡”，找不到“知音”，自己的一套“伟大”想法得不到有力支持，于是转而向地方寻求支持，现在在外地、在下面、在“诸侯”们中找到“知音”柯庆施了，尤其上海是中国工业的“半边天”，说出的话份量重。因此，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柯的报告的第一部份和第四部份，说是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又对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大加表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毛还就此语含批评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45-5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由此可见，柯庆施洞察毛泽东的心机，率先直接支持毛，为毛的“大跃进”狂想在全国的实施作了开路先锋。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广西南宁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得到了柯庆施、王任重等地方大员响应的毛泽东有了底气，就1956年的“反冒进” （1956年6月20日，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反对经济建设领域“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矛头是针对自己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二十一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对周恩来、陈云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与此同时，毛对柯庆施多次表扬，赞誉有加。毛的这种“赏罚分明”，使与会者都“头脑大大清醒起来”，纷纷表示要当“建设事业的促进派”，陶铸等人甚至“表决心”说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57-73页）毛泽东利用南宁会议扭转了财经领域一度与他“顶牛”的局面，为“大跃进”的展开扫平了障碍。如果说南宁会议是 “大跃进”的序幕（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30页），那么，被毛树为“头号标兵”的柯庆施则可以说是这序幕中最“高亢激昂”的音调之一。
南宁会议为“大跃进”的展开扫平了障碍，一个多月后的成都会议则为“大跃进”乃至以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建立了组织思想方面的保障，而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又为毛泽东“建功至伟”。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开始，26日结束，半个多月的会程，最终形成了名为“多、快、好、省”实际以“快”为中心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 又迈近了一大步。而对毛泽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成为中共党内名正言顺、不可置疑的最高规章。毛泽东在会上，先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出要“破除迷信”，又在陈伯达为延安整风辩护的讲话中插话说要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所谓的“迷信”主要是指三个方面：一是苏联经验，二是经典著作，三是专家学者。他的“破除迷信”实际上的意思是：不管是马、恩、列、斯等“共产主义”老祖宗的论断，还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经验，亦或是人类几千年科技文化知识的结晶，只要与他毛泽东的想法有冲突，就都属于“迷信”，必须“破除”。而他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那意思也就是说他毛泽东在任何事务上都是“正确”的化身，党内党外，全国万民，都必须对他绝对服从。柯庆施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又是心领神会，马上在会议中号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58-259页）这样的话出自于一个读过大学的老资格中共高干之口，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既便是为了升迁，为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似乎也可以含蓄一点儿，策略一点儿，不必弄得如此肉麻么。有人说得出，有人听得欢，旁边又无人敢提出异议，那场面，不能不令后人感到有点儿病态，中国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史无前例”的十年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此注定了。
两个月后，在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又大大地风光了一把。5月13日，柯庆施在会上作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提出“在十五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改观”。他所描绘的十五年后的 “美景”包括：中国人人都是大学生，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有害的小东西”都将“断子绝孙”，全国的体育运动员“将以万万人计，在世界运动会上项项名列前茅”，农村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然形成，等等等等。虽然这番中国版的“乌托邦”梦想并不是柯庆施的“独创发明”，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曾对刘少奇谈过类似的“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的设想，柯庆施不过是在听闻有关信息后将其具体化罢了，并把毛的“几十年”缩短到了“十五年”。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柯庆施的“侵犯知识产权”而不高兴，相反，他对柯庆施如此机灵、如此敏捷、如此有“创造性”而更加欣赏，在大会讲话中三次提到这位“柯老”，赞誉之意溢于言表。而在紧接着这次会议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就作为地方党委的负责人代表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323-326页）而且，毛泽东出于对“反冒进”的周恩来的不满，一度想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据说当时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就曾婉转地提到过自己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虽然此事并没有或者没能付诸实施，但柯庆施在毛心中的地位已是可想而知了。
从上面可见，柯庆施对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起了积极响应、全力支持、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扭转庐山会议方向的讲话中曾提到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41页）柯庆施将因“大跃进”而“永载史册”了！
关于柯庆施在“大跃进”的疯狂中的具体表现，现在资料更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领导的华东区首先刮起钢产量计划指标的上涨风，引发了恶果巨大的全国性 “大炼钢铁”运动，后来之所以有“三年灾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农村青壮年都被派去造土高炉“炼钢”，田间作物无人管理、收割，大量损失而造成的。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中提到“大跃进的发明权”时还说：“钢铁你（指柯庆施）要搞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从此闯下大祸，9000 万人齐上阵。”（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42页）据说柯庆施在“大跃进”中对全国各地农村大放“高产卫星”“头脑十分冷静”，坚决不准上海的报纸发布“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两千斤的高产新纪录”的“卫星”。（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又据说柯庆施 1962年4月上旬在与家乡歙县的干部谈话时批评他们在“大跃进”中把树砍光去炼钢是“胡来”，并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发展“山林生产、农作物生产”。（见柯六六：《水甜风香竹溪村----爸爸柯庆施深深思念的故乡》）如果上述说法属实，则柯庆施其人更是可怕，他明明了解实际情况，却还要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摇旗呐喊，竭力支持！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曾说过：“1958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69页）应该说，柯庆施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兼而有之。
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已然显现，全国浮夸成害，“共产风”横行，尤其是农村，粮食减收，但对“公粮”的高征收却愈演愈烈，许多地方出现了“饿饭”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党内外对此怨声载道。面对这种情况，“浪漫主义”的毛泽东虽然仍不愿意放弃他的“三面红旗”，但也不得不回归一点儿现实，于是决定 “夏天到庐山开会，可以避暑，远离尘嚣”，“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4页）因此，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是想在不触动“大跃进”的根本的前提下扭转一点儿“共产风”和“浮夸风”，稍微“纠”一下“左”。但由于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进行了批评，7月21日张闻天又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公开支持彭的意见，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大跃进”的危害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他的挑战，于是大动“天子之怒”，7月23日在大会上作了一席针对彭、张的疾言厉色、冷嘲热讽、上纲上线的讲话，从此，本来就不坚决的“纠左”突然就变成了“反右倾”。柯庆施在这次会议的前期虽然坚持“大跃进”是“得多于失”，但毕竟有点心虚（他知道毛泽东开这次会的初衷），所以上山时带来的材料都是“纠左”的。但23日毛泽东讲话后，他立马派人火速赶回上海去取来“反右”的材料。（见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第21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在此后针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大批判”中，柯庆施积极主动，在 7月24日和26日两次作长篇发言，猛烈攻击彭、张等人的“右倾”，甚至首先提出彭、张的目的是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意即要毛泽东下台。这又说出了毛泽东心病之所在。柯庆施在庐山会议后期对毛所认为的“右倾反党分子”态度严厉，指责尖刻，活脱脱一个马前卒的形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所以，柯庆施为毛泽东在会后发动最终导致三年大灾难的“第二次大跃进”又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灾难发生后，柯庆施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对“大跃进”并不反省。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把困难、错误说透”的《书面报告》，柯庆施就提出一连串的责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越看越没劲！”（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柯庆施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如此不遗余力地坚持“大跃进”的“正确性”，打击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然是为了全力支持“恩师”毛泽东，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他在“大跃进”中的“功劳”也是有目共睹的，否定了“大跃进”，则其仕途也就完结了。
在人生的最后两年，柯庆施又为毛泽东在“文化”方面的“革命”打起了冲锋。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针对小说《刘志丹》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还表达了对文艺部门的不满，认为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柯庆施又闻风而动，于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柯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江青按毛的授意，在北京找□□部、文化部领导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却受到冷遇，于是就另辟蹊径，来到上海。江青一到上海就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一个是来寻求支持，一个是有意投靠，于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后来弄出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借批判“鬼戏”《谢瑶环》而开了“文化革命”的先声。（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1965年春，江青到上海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柯庆施生病动手术后到外地疗养去了，但是有他向江青推荐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主的“写作班子”的大力配合，江青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1965年11 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虽然文章发表时柯庆施已死去半年多了，但他在其中的“功劳”显然还是“不可抹杀”的，以至于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瑞罢官》”时还不忘表扬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参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以想见，毛泽东对柯的“英年早逝”肯定十分惋惜，后来给了他“亲密战友”和 “好学生”的至评。而柯庆施如果不是在“文革”前夕就死去，他将在“文革”中弄出更多更大的动静来，他的个人地位也将更高。套用白居易的诗句，可以说：向使当年身不死，个中真伪将更知。
柯庆施死后还最后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作了一次贡献。“文革”初期，有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等把柯庆施之死说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据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的传单称：“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虽然经秘密调查没有查到任何“政治谋杀”的“罪证”，但这一谣言在批斗刘少奇等人时还是成了“重磅炮弹”。（见叶永烈：《张春桥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三国演义》里有“死诸葛吓走活司马”的情节，这应该是罗贯中的杜撰，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却真上演了一出“死柯老炮打走资派”的闹剧。
柯庆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五年的“风云人物”，其历史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以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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