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社会，死刑的存在，意在使不轨者因畏死而不敢越轨。故震慑价值远大于存在本身。特别在道德失范的现实背景下，刑法上更需仰仗死刑的威慑力来承担维稳重责。
近期中国刑法大修改，引发死刑存废大讨论。有学者认为，如果最终能消减13个罪名的死刑，则取消死刑就不远了。亦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在发达国家，一般经济犯罪和贪污贿赂经济犯罪都没有死刑，中国也应该逐步取消这些领域的死刑。这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并不合国情，更不合民意。
欧美未对贪腐动用死刑，并不能作为支撑在中国对贪官废止死刑的依据。这些法治国家有着严格的制度监督，官员难以普遍腐败，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由于贪腐泛滥，民众对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但遗憾的是，中国的贪官只要不是“斩立决”，无论无期还是死缓，能够在牢里呆满10年的实属罕见。中国的贪官总有各种理由减刑、免刑、提前出狱，继而重操“旧业”。
诸如此类背离道德和律法的行为，发生在有着死刑约束前提之下。试想，一旦废除死刑，加上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还能有何种手段来威慑不轨，正义又将如何伸张？当然，遏制犯罪不能仅依赖死刑，最终应依靠制度建设。但在制度建设未成型之前，万不能邯郸学步，自毁利器。
中国自古崇尚以德教化民众，道德是社会秩序的内在约束。在道德滑坡时期，不受制约的个人意识，就可能是恶魔。死刑固然残酷，却是道德约束失效时，用以震慑人心“成全仁德”的最有力方式，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是一种必要选择。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实施“法外用刑”的“权时处置”。在其看来，“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虽然朱元璋以重刑惩治奸顽，但在此期间也屡次颁行“常经”之法的《大明律》，该律法基本贯彻了“贵存中道”的原则。事实上，不论何种重典，包括死刑，都是一种刑罚手段，也是一种量刑参照。只要执法公正，量刑得当，重典的存在，并不会与人伦、道义和人本主义相背离。
中国大陆提倡废除死刑者多数为学者和部分社会精英，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并不赞同废除死刑。传统的是非观念在大陆仍然有着极大市场，尤其在中国传统的律法文化中，对民众而言，“杀人者偿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之类的报应观念已成为民族心理。罪大恶极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古而有之的情结根深蒂固，甚至关乎公正和道义。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对死刑的“迷恋”，正影射出民众对当下法治环境的失望心理。当然，“民愤”包含一定非理性因素，但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良善者的心声，亦是民意之体现。故而，对于民愤所指向的在立法中则应有所体现。民意虽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无视民意的法律势必失去民众的尊重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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