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意把群众的怨恨之火引向刘少奇

另一方面，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这既与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有关，在革命的队伍中并非“根正苗红”，同时也和他在三十年代那段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分不开。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干部的标准，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本来就属于大节已亏，如果再在历史上反对过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对此，周的内心一直深自愧悔，引为终生教训。大节既亏，晚节岂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谨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以求补过。对毛则更是低首下心，隐忍屈从，唯恐一误而再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保持革命晚节”，正好切中周恩来的心病，让他怵然惕厉。况且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半个月前，毛在提出“剥笋”政策的那次与外宾的谈话中，又当着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时期挨王明路线整的那段经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并意在言外地说：“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我有群众。”

无论毛泽东此举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来，他却宁可这样理解，并把它看做是毛在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对他政治态度的一次观察和考验。

正因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意选择了“保持晚节”这个题目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表态，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错误和罪恶”。心情沉重地说：“学毛着，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着，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

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态，特别是“保持晚节”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断地讲（周恩来插话：也还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

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他反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周恩来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不过确实是周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然，这种内心表白也带有某种政治防身术的作用，隐含了对翻覆无常的毛的顺守之道。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和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而愈发明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