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一点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
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由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边站”了。
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压不住邓，陶铸为人厉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泽东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席，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
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 “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飙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闹得太僵。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不想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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