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铺天盖地的学英文辅导教材，教学中文的书籍要少得多。虽然朋友间开玩笑会说，在美国，尤其是纽约，不能随便用中文评论身边的美国人－－因怕恰巧身边的美国人能听懂中文。但相对庞大的学英文，使用英文的非英语国家外国人群体，讲中文以及能说流利中文的非华语国家人数还是远远无法与其匹敌。大概每一个学习英文的中国人都会有所体会，从小到大要下多少功夫，使用多少方法，技巧，只为要把英文学好。而外国人学中文会是什么样儿？中文对他们来说到底难学不难学？面对中国近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中文的过程中是否对中国有特别感受？近日，美国著名作家及语言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得语言学博士，同时也是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研究学者法罗（Deborah Fallows）携其丈夫－－著名记者及大西洋月刊杂志（The Atlantic Monthly）撰稿人詹姆士（James Fallows）做客纽约亚洲协会，同大家分享了夫妇二人在中国三年的经历，以及法罗本人学习中文的体会和感受。
作家及语言学家法罗夫人（Deborah Fallows)
“难道老师教的我不是中文？”
从上海一下飞机我就懵了。我学了那么久的中文，现在却一个字儿也听不懂！而我的喉咙也似乎被卡住了一般，一个词儿也蹦不出。“法罗夫人说。”一到上海机场我特轻松，我心想这下我可有靠山了，妻子学了那么久中文，我们在上海的生活肯定没问题。“法罗先生－－詹姆士说。然而一切并没有夫妇二人想象中那么轻松顺利。虽然法罗夫人的中文老师的确教的是道地的普通话，然而在上海却几乎没用：上海人说上海话。好比学了半天西班牙语却跑到葡萄牙去了－－哪能听得懂呢。所幸，上海人不只说上海话，也说普通话。上海也不只有上海人，还有很多其它来自全中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的会说普通话的人。也所幸，法罗夫妇随后又去了北京，并且用了三年时间在全中国各地旅行－－法罗夫人的中文在这三年中突飞猛进，而她也将这一学中文的体验和经历，著书为《用中文做梦－－生命，爱，和语言中的普通话课》。
法罗夫人学习中文体验的书：《用中文做梦》
“请”字哪里去了？
刚刚弄清在美国教自己中文的老师的确教的是中文－－只不过是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之后，法罗夫人开始在上海“历险”。“我学会最快的一个词是‘小心’”法罗夫人笑着说。“因为在上海的街道上，太多的人对我喊‘小心！’”。抬头，是高层建筑的擦玻璃工人－－他们对法罗夫人说“小心！”；走路，餐馆的伙计拎着水管马路边洗地－－他们也说：”小心！“法罗夫人说：”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记，一紧张，心就好像真的变小了！所以才有“小心！”。当空中擦大楼玻璃的“蜘蛛人”和街道上猝不及防的“突发事件”已经不再让法罗夫人惊奇后，在餐馆的餐桌上，新的困惑又来了。“在美国吃饭，我们习惯了做什么事都说‘Please（请）’。可是在中国，‘请’字没有了。比如，大家会直接说：‘给我盐。’‘你吃吧’。”法罗夫人说。夫妇二人困惑为何中国的餐桌礼仪如此让人难懂：吃饭前倒茶一定要给所有其它人先倒再轮到自己－－礼貌至极；而说话却直截了当，“请”字很少用，对用惯“Please”的他们来说甚至有点粗鲁。然而他们的中国朋友却解释了这一切：无论是在餐桌上和朋友吃饭，还是日常生活，如果特意用很多礼貌用语，比如，“请给我盐”，便显得朋友间不自然，过于生疏，而拉远了距离。“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注意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特别大的一个不同：我们美国人总说‘I’（我），而我在中国时，却很少听到中国人强调‘我’。”法罗夫人讲到。 “朋友中有夫妻是中西结合，大家普遍告诉我，在说到‘我爱你’时，即使平时在一起说中文的夫妻，也突然转成英语来说这句话。”法罗夫人说。
一次在法罗夫人去上中文课时，课上探讨每个人都有何信仰的问题。待学生们回答完毕，他们转而问教他们中文的上海女孩儿：“老师，那你相信什么？”平时从来都用中文和同学交流的中文老师，这次却突然用英语回答：“I believe in myself。”（我相信我自己）“我们大家当时都一愣，因为她从来不和我们讲英文的呀。”法罗夫人说到。法罗夫人说她在中国这些年发现，主语需要使用到“我”的句子中，“我”常常都被省略了。 她说，不知道这是中国人在经历太多磨难之后，对“我”的概念淡化；还是美国人太强调个人意识，而中国人则习惯“集体”这一观念；又或者美国人大多直接，而中国人却喜欢含蓄的意境。
“我来自美国。”“哦。”
1986年，法罗夫妇二人第一次来中国。那时的中国还刚刚在发展。人们大多穿着黑色灰色蓝色的制服。而每一个见到法罗夫妇两个小儿子的中国人，大多都想摸摸两个小宝宝金黄色的头发，再跟他们合张影。“可是这次我们再来中国，变化太大了！”詹姆士说。“有时候有人问我们从哪儿来，我让他们猜，猜来猜去就是猜不到美国。等我告诉他们了，他们也只是一句：‘哦。’”。法罗夫人笑着讲。法罗夫妇第二次感受到的中国，每个人似乎都在积极努力为自己的想要过上的理想生活打拼，而却不再有人像十几年前那样，看到金头发的美国人觉得稀奇。“只有一点，他们看到我，总错把我当成小布什。”詹姆士笑道。的确，虽然美国人不再“稀奇”，可有时候还是挺难区别身高体重差不多，头发颜色也相似的一个外国人和另一个外国人的外貌差别。
《用中文做梦》纽约亚洲协会座谈会，左起：James Fallows, Deborah Fallows, 座谈会主持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
当问到对中国变化的体会，和对与中国人相处后的感受时，法罗夫人说，中国太大，不可能用几个句子，或者词语来整体概括中国人，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他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性格，自己生动的故事。所以若要谈论中国人，还是要一个一个地来了解，而无法总结概括。
提及自己在中国磨练了三年之后的中文水平，法罗夫人笑着说：“有一次我和詹姆士打车，发现司机绕远路，本来朋友告诉我们只需要三十块钱的车费结果跑出了一百三，我硬是用中文和他理论，把这一百块人民币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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