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在58年的粟聂矛盾中，徐相信聂而对粟形成了误解。但徐本人的信息是来自聂的，所以徐对粟的矛盾又不向聂那样深，所以叶和扬才说“两个半”，而不是三个元帅。也可能在叶私下征求意见的时候，徐只是有条件的表示同意平反粟，那就是只要聂同意我就同意，所以叶才说他是半个，而不是一个。
附：关于粟裕得罪的两个半元帅的事情-肖克回忆录
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沙射影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
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 年8 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
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这时候已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以我过去对林彪的了解，
认为他会这样干的。他在人民内部惯于利用矛盾，达到个人目的（在江西时，有些同志就认为他耍政治手腕）。
6 月9 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 月20 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 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 月23 日和29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 月10 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他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
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
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 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
“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
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 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 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 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地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
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
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他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 年5 月14 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 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 “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 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 年11 月7 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1980 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他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1986 年10 月16 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 “1958 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7 年1 月27 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1987 年11 月25 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 年11 月7 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 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1958 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 年9 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
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在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
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