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8日，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终于颁给了正在狱中服刑的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这一新闻立即引起中国外交部连发抗议，照会挪威驻华大使表达愤怒。中国政府十分恐惧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最大程度地展示国际舆论的震撼力之奖项颁发。官方的这一反映与民间社会为之而大受鼓舞，高调欢庆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
其实，中国官民立场对抗已成常态，并不为怪。但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此次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一锤定音，在部分常年活跃于中国民运界的资深人士中，也引发了某些争议。有朋友以“刘晓波是愿意与北京合作的温和派”为由，表示了对此不满。别据RFA（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近20名流亡海外的华人、作家及民运人士等，分别在刘晓波获奖前，两次致函诺贝尔委员会，反对刘晓波获奖。有的朋友因反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说”，而对刘晓波获诺奖持否定态度。联署人之一更是直接表示了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的失望及遗憾，他莫名其妙地认为刘晓波得奖，对中国的民运是利少害多。更有一些人认为，刘晓波不具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应具备的“道德形像”。
在历史上，中共一直崇尚阶级斗争，习惯于对抗思维，排斥温和，拒绝改良，甚至否定中间立场，其意识形态里充满着“敌人”和“敌对势力”。因而，这种意识形态与公民普选、权力制衡和体现人性自由发展制度的宪政民主，每日每时发生着冲突，这同样也是一种常态。
然而，今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世界进入电脑加谈判的后对抗时代，我们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还习惯于那种简单划分革命与改良阵线，夸大激进与温和分野，固守“肯定----否定”的中共传统思维模式。如今连一贯信守对抗哲学的共产党政府,在后冷战时代都懂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在制度本质上存在冲突的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对话与合作，即使早年暴力革命家列宁，都能运用妥协思维艺术,缔结”布列斯特条约”,为脆弱的苏维埃政府赢得生存空间。可见政治家的成功不在于简单地强化坚定的立场和捍卫高尚的原则，而在于审时度势,善于运用妥协艺术（包括与政治对立面妥协）来赢得现实利益与发展资本。但我们的一些民运朋友至今还在自己的阵线内部搞相互否定，毫不妥协，甚至掺杂一些个人成见，自相拆台，自我攻击，大大分化、削弱了尚处在幼嫩状态的民主力量。
民运内部的相互批评，甚至必要的争执都是正常的，但批评与争执的目的应是为了团结而不是分裂；所持的心态和方法也应是包容的和建设性的。民主运动参加者的利害关系并非是“零和”的，不是你得1分我就必然失1分,你失1分我就必然得1分；而是你得我也得，你失我也失。我们不能再沿用人类对抗社会的那种旧意识、旧话语体糸及其思维方式。特别是必须坚决摒弃那种“阶级斗争”、暴力变革社会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判断及推理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以对抗社会所形成的思维范式局限为条件来推动全新的社会变革。否则，我们仍将是在穿旧鞋走老路。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开始也都是反传统的，但由于是在沿用对抗社会的旧意识、旧方法，当年不仅要与国民党不共戴天， 而且取得政权后还要在党内搞“走资派”，在社会上搞”黑五类”，甚至一度在文学作品中也不能写“中间人物”。在此简单、直线、两点两面、对抗思维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容纳异己？又怎么可能不“反右”、“反自由化”和“6、4”大镇压？因此我们在推动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全社会思维方式变革时，首先要使自已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
如果说对抗社会的政治精英多是以勇于斗争为特色的，那么合作社会的政治精英则更善于从积极妥协中赢得利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当年英国政府对美国总统大选作出了错误判定，把因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失败，而庆贺美国除掉了“一个毫无原则，只愿为迪克•尼克松的事业而牺牲任何东西的人”的弗里曼，任命为华盛顿大使。尼克松当选后，提议英国更换大使人选，但遭英国政府拒绝。为此，尼克松大发雷霆，发誓决不与弗里曼打任何交道。如果尼克松真这样做了，必陷于俗人的狭隘而难成大业。
后来，当英国首相威尔逊在唐宁街10号为总统举行宴会时，尼克松又提议在名单上除掉弗里曼，再次被英方拒绝。尼克松为此而恼火。但在宴会即将结束时，尼克松竟出人意料地起身向弗里曼坦荡祝酒说：“有人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尼克松，他们要知道是否有一个新的弗里曼，我倒愿意把那些都看作是过去了的事情，毕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们都想尽最大努力来争取世界和平。”为此，威尔逊给尼克松写了一张便条：“你不能保证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勋爵，但是生下来就是一位君子却是可能的。你已证明了这一点。”弗里曼为此感动得流下泪来。后来，他与尼克松合作得非常成功，并成为尼克松邀进白宫参加社会活动的唯一大使。尼克松的积极妥协，不仅折服了弗里曼、威尔逊及所有在场的人，也赢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也正是这样一位君子，打破了中美对抗的僵局，成为划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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