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某大学校园车祸一案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整个事件中，除了李刚父子的身份、行为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该大学的态度也颇受瞩目。实际上，在大量记者采访学生遭拒的情况下，无论校方是否真的下过“封口令”都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很多学生正是出于恐惧的原因而拒绝采访，而这一点和学生在与学校的权力关系上处于劣势密切相关。
由于学生被固定在学校设定的位置，校方通过辅导员、学生党员或干部对身边同学的“负责”行为，可以很好地掌握每一个同学的动向。在这种权力模式下，无论学校是否给出封口令，学生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都必然会倾向于选择沉默。因为，这一套权力关系背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三种配套措施，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的“层级监视”、“检查”和“规范化裁决”。
首先，该大学的学生会受到来自身边辅导员、同学们的监视，他们很难隐瞒自己被采访的事实；其次，一旦学生向外透露了相关情况，他还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检查，比如辅导员的盘问，甚至校领导的问话；最后，如果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事实被确认，他还很可能遭到来自学校的“规范化裁决”，这种惩罚可能是制度性的 “处分”、“取消奖学金”，也可能是非制度性的“辅导员的歧视”或“同学们的挤兑”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依靠勇气而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值得称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做过多期待，因为这同时也很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种种麻烦。
不过，就目前而言，事件并没有朝着我们上面分析的方向发展。这几天，已经陆续有该大学的学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该大学校方在面对学生接受采访这一点上似乎也显示出了松动的迹象。
事件之所以能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先前的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模式受到了挑战。原本学生被置于可监控的位置，校方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信息收集渠道完成对学生的监控。但诸如网络这样的新媒体的介入，使得原先稳固的权力模式受到了冲击，其原因在于学生通过网络表达信息时可以摆脱校方的监控。凭借一个简单的电脑、手机，学生们就可以尽可能不受监视地发布信息，网络的匿名性导致了传统监控模式的失效。新技术的出现动摇了原先稳固的权力关系，使得校方所掌控的“全景式监狱”变得名不副实。
第二个原因在于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替换了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鉴于网络有着传统信息传递模式无法比拟的扩散速度，一旦有学生通过网络释放了相关信息，这一信息将会立刻充斥整个网络，引起巨大的关注和反响。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都存在某些共识。这些共识通常会被提升为一种充满道义的行为逻辑，一旦有人违反这种共识，也就意味着对基本道义的背叛，违反的主体也将遭受舆论的诟病和质问。在此次某大学的校园车祸案中，“信息公开”便是这样一种共识。因为在网络上，主流人群普遍认同这样一个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中，任何一个相关单位都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公布除了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以外的详细信息。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清理出这样一条事件发展的轨迹：在传统的学生-学校权力关系下，“信息公开”以及随后的依法惩处肇事者这样的基本道义遭到了威胁；随后，学生通过运用微博等新媒体技术成功摆脱固有的监控模式，发布的消息迅速传播了整个网络；这使得网络舆论开始围攻大学校方，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随之置换了学生-学校的关系，由于网民并不受学校监控，该大学不得不服膺于网络上的基本共识，抛开了先前的博弈策略。
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运用改变了事件中原有的权力对应关系，这为事件出现转机提供了机遇，也让我们看到了遭到围困的道义得以被拯救的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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