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十一世纪迈入第二个十年，中国作为世界新的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屹然不倒，已经在隐约中初现大国崛起的姿态，国人皆在期盼那个直逼汉唐的盛世出现，只是“东方红，太阳升”。在这太阳升起前的黎明却显得有点诡异，媒体上充斥着歌颂盛世的文章，负面新闻被大量“和谐”，反面评论被一块“审查”的黑布盖住几乎难见踪影。
最好的注解也许是近期有关中国媒体的两则新闻，一是最新一期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表题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呼吁中共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二是《潇湘晨报》在纪念辛亥革命特刊上一篇《天朝垮台前 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的文章被“有关部门”点名批评，该报高层惨遭整肃。
其实，在媒体人看来，这两篇文章都无关疼样，前者不过是中共一贯思维的体现，因为中共自掌权以来，一直是用铁腕政策控制媒体的话语权，从未有一时一刻的放松。后者不过是《潇湘晨报》的一个惯用炒作，文章内容也实在无伤大雅，它的错，也许仅仅是作为一个“史上最牛标题党”的嚣张，题目中的“天朝”和“利益集团”的含沙射影结结实实地触痛了我们有关部门的神经而已。
相比之下，让人不得不羡慕民国时期的舆论环境，那个时候的政府和官员好像都拿媒体没有办法，即便是权势滔天如袁世凯者，提到邵飘萍、林白水之名亦为之胆寒，史量才有胆量与蒋介石就“百万读者与百万雄兵”进行争论，固然与其胆略有关，但也和当时的舆论环境不可分割。正许因为有了那样的环境，《大公报》、《申报》、《京报》才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最好的年代。而反观今日之中国，一切似乎都已经颠倒，强势的官府掌控者媒体的生死大权，舆论控制如强加于媒体人身上的枷锁，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如不愿称颂圣德，就只能时刻战战兢兢，这让人如何不怀念那个年代的自由宽松？
在近代西方，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在中国，记者被称为“新闻民工”；在西方，人人皆知媒体当以真实报道为生命，而在中国，新闻系学生第一堂课上学的却是“媒体喉舌论”。在美国，无论国家手段怎么控制，宪法第一修正案都会保护媒体记者；而在中国，如果你哪天报道了某个腐败的县委书记，那么可能他千里“跨省追捕”，将你“秉公执法”，再高的官员甚至可以一纸命令让你的媒体关门歇业。这如何不让媒体记者和新闻从业人员愤愤不平？
笔者曾在中国某省级电视台从业，目睹电视台门口常年聚集着大批请愿、上访者，风烛残年的老者，孱弱的幼童，坐在轮椅上的病患，执意揭发腐败的农村汉子，严寒酷暑，高举着血书而成的白布，表达着他们遇到的不公，他们已经对政府内部的监督部门失去了信心，从而希望依靠媒体的声音来帮助他们找回公道，殊不知，媒体的大门也常年被武警层层把守，媒体的声音也被他们要投诉的阶层牢牢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凄苦与无奈又有谁能读懂？
西方有谚语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在中国其实并不适用，中国政府的信仰是“什么样的媒体塑造什么样的人民”。可悲的是，正是由于政府的管制热情，才造成了中国媒体和民众今天的道德困境：他们连一个贪官污吏都不敢呵斥，却有勇气高呼灭了日本；对身边同胞的生死哀痛漠不关心，却对遥远的异族众生滥施同情；敢于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孩童举起屠刀，却不敢对身边的腐败官僚和黑恶势力说半个不字。这实在是中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人的悲哀！
对此，有人仿80年代潘晓之问：我们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实际上，这其中的答案，每个人都了然心中，而我们的争取，就可能是实现言论自由的最佳路径。作为媒体从业人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身处这个令人难以安身的时代，即便被人家死死钳住喉咙，也要尽力发出自己的微弱之声，不是要革命，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为了这即将到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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