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模式”话题的热烈，中西体制的优劣比较又重新进入公众视线。非官方主流舆论一般认为，西方体制优于中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对西方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中间遇到阻碍，走了弯路，变成现在不伦不类。支撑这种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不是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理论，而是上世纪末两大阵营之争西胜东负的结局。但是，随着近30年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响亮，那就是认为历史的路径不只西方一条，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随着东西冷战而终结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又开始重燃战火，并且方兴未艾。
体制比较是复杂的事，很易陷入因视角、标准的不同而“鸡同鸭讲”。但是，正像汽车走得好不好主要看发动机一样，体制比较也有一个简洁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较两种体制的驱动力：它们分别是被什么驱动，体制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
徒法不能自行，体制运行靠的还是人，体制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对体制内官员的驱动力。西方由于实行竞选，主要官员（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要跻身于此官员行列，必须赢得选民选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驱动力主要来自下方，来源于选民，政客以满足强势选民的需要，作为政治主张和行为的基准。随着问题、情势的不同，选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弱及需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政策也必须随时调整。同时，体制内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设置，政府能动用的力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须根据选民力量和意愿的变化不断调整，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顾，而且须随时变化，所以这种体制的行动效率较差，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它变化更灵活，调整更及时，能较快反馈和贴近多种多样且多变的民众需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最高领导人由前任指定，所以体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方，官员逐级服从上级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决策层对现状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因此，整个政府系统以某种人为提炼的社会整体利益目标作为工作方向。这样的体制，目标单一、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长期使力在一个方向上，所以在目标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稳定。缺点是关注面单一，易忽视除目标外的其他社会需要；反馈现实变化的速度慢，调整滞后，在现实中，政策变化经常搞成了“危机应对”。例如，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建国后前30年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效果颇显著，却因不能兼顾民富，造成严重的消费品匮乏，民众生活困难；后30年不得不“改革开放”，专注效率，专注经济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却造成官员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欲解决已形成的新问题，但如果不改变这种长期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难以兼顾其他目标，调整滞后的体制模式，结果很可能是再花个30年高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时又形成其他严重问题。
所以，中西两种体制各有所长，各有其适应性，不能抽象说谁好谁差。具体说，西方体制较适合经济和生活水平较高，在国际竞争中已居优势，效率增长的压力不大，民意压力却较大的社会。现在西方体制运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这种情况；在广大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学西方的多，运行良好的罕见。中国现在的体制较适合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承受较大压力的后发展国家，在那些国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没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谈。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在人权意识普及的背景下，有了效率，社会公平自然会逐渐增进；仅有人权、公平而无效率，以后未必还能获得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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