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际体系已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几次更替。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新一轮国际体系转型开始。近年来，随着整个体系转型的加速，中国被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以何种身份、角色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起到、力自争何种作用？虽然中共在相关文献中给出了原则性、指导性、包容性极强的阐述，但事实上，不论是国际舆论还是其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尚处于探索与争论之中。
原本来说，一国的崛起势必会冲击、打破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从而引起他国关注与本能反应，围绕市场、资源，甚至主权之争在所难免。然而，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对自身的国力、世界位置和影响力保持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和低调的估计，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维方面，又带有某种“保障”或“防范”性的色彩，这就造成在衡量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相互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缺乏一个更充分的思想、战略准备。
举例来说，在西方渲染“中国威胁论”背景下，2003年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思想，而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在重大场合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只想促进本国发展，不想触犯他过利益，更无取代他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显然，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当代中国做出了一次明确的国际定位，同时也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
然而，有趣的是，从2004年后，“和平崛起”一词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新闻中逐渐淡出，由“和平发展”取而代之，官方文献中也极少沿用“和平崛起”一词。据了解，这是因为“崛起”的表述有动用武力、刺激西方发达国家之嫌，容易给西方政客留一口实。但这一改，却意外的产生了反效果。由于学术界、传媒界大量关于“和平崛起”的作品问世，中国欲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出现了两个版本，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定位理解的歧义。
这不仅令是否承认中国正在崛起这一更本质的问题被模糊淡化了，不利于世界真正认识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在国际社会中发酵出化学变化效果。仅以亚洲而言，经济的相互依赖、历史的恩怨、遗留的领土之争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本是命运共同体，特别是随着经济共同体的意识与现实不断强化，周边国家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但另一方面，它们对中国的戒心始终难以消除。发展的落差，中国不明确的定位，让原本相安无事的邻居，产生猜疑，出现裂缝。近年来，围绕南海诸岛、钓鱼岛的主权之争更加激烈，中印边境形势趋紧，都是例证。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也正是看准了裂缝，欲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部分问题出在中国自己身上。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全面参与了大量全球性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和机制，这是中国国际定位最突出的变化之一。而当前的亚太局势也同样正在发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调整，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但目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是“老套路”，既没有匹配新国际定位的变化，也没有及时应对他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这方面，美国或许能是一个榜样。“9·11”事件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小布什政府战略与政策的失误，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形象。正值焦头烂额之际，又爆发了金融危机，不仅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奥巴马开始强调，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虽然独特和不言而喻，但美国并非是要做世界的领导者，而是愿意称谓各国的好伙伴，为社会服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摒弃了霸权主义思维，但至少显示美国开始更理性的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习惯于仅仅从自身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对世界的冲击与影响，忽略了他人的感受与可能的种种反应。或者说，对于周遭变化，中国虽有所思考，但准备不足。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中国既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必须直面更多的冲突和纠纷，学会换位思考，以全球视野和多维视角重新为自己进行国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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