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不仅会对眼下的乱局火上浇油，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看来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他还是试图先礼而后兵，尽量化解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寻□，避免与其正面冲突。为此，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
然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却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视为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来，王力在讲话之后，知道自己闯了祸，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但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一来，王力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议放在眼里，任其“八?七讲话”大量散发，传播全国。王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王八七”的雅号。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被迫应战了。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磨练，他深谙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并不急于反击，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在固守自己防线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等待出手的时机。为此，周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开已经拖延多时的批陈会议，但与外交部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
比如，在外交部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时，已经来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时，当即拒绝入场，抱臂站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语，整整僵持了一个小时，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的过程中，造反派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氏见状，随即带领陈毅退场，以示抗议。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天，由于连日劳累和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
就在周恩来为保护陈毅和他本人苦战之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讲话”使得原本已经开始失控的外交乱局益发不可收拾。自“一月夺权”以来，外交领域受到严重的冲击，国家的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自陈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级领导，包括副部长、司长、大使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中国本来已经相当左的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三和一少”。
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左，把国内搞的一套搬到国外去，宣传文革，散发毛语录，鼓动当地人起来革命，带有强烈的“输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同缅甸、印度、印尼等十几个亚、非、欧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甚至被迫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讲话”成为一道动员令，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知道这下闯出大乱子，在外交上输了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毁于一旦。而且外交不同于内政，对方势必报复，与英国的激烈对抗在所难免，而且弄不好还会引发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形成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后果难以逆料。鉴于事态严重，他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权威不够，于是设法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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