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干，却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其事时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触动文革本身，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惹怒毛泽东。虽然整个过程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总算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
收拾文革烂摊子
就这样，以文革派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沦为阶下囚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天下大乱之后，终于开始收场了。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改善，不仅摆脱了曾经一度岌岌可危的处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令对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让中央文革一干人领教了他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大大收敛。
更让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再出面安抚笼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不仅如此，稍后，毛还打破缄默，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安抚的举动，周恩来不免感到受宠若惊，不过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无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在政治上营造一个毛所设想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对党内外有所交代。对此，周本人虽知这个差事不好干，却并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实际上，从文革发动之初，他心里就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结束乱局，重新恢复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身手了。
当然，周恩来也深知收拾文革乱局决非易事，而是困难重重，大乱之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端待举。不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于控制，而且还将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补救工作。与此同时，强邻环伺，中苏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如此，周还是决意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毕竟这样总要比天下大乱好得多，况且经过文革风暴以后，党内已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情了。对此，周氏内心深处是有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的。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尽心竭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乱局，为召开中共九大创造条件。他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和中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成立各级革委会，重新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引导全国各地相继转入了毛所设想的“斗、批、改”阶段。
但是，放纵容易收束难。上述收拾文革乱局的过程步履艰难，其间几经周折，历时近两年，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和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大的反复。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又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去触动文革本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触怒毛。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最后总算是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有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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