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头看世界:傅新元的确有些不厚道
按照网友trus的指引,猪头看了indiana大学对傅新元的介绍,的确看不到清华的任何痕迹。而且那份120牛人的公开信中,作为发起人的傅再一次使用障眼法:英文版没留清华字样,而中文版却留下其在清华的通讯地址。
如果傅不是不诚实,就是有些不厚道了。
问题是清华可能并不在乎,因为这种脚踏两只船甚至更多的行为,就其当事人而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且银子貌似是清华出,其实是国家财政的钱。羊毛不是从你身上出,你自然不会觉得疼,而且感觉很温暖。更深的利益共享机制还在后面,傅被清华“作为爷爷辈引进的”(trus语),肯定会被当作爷爷使用,清华动辄会说“我爷爷怎么怎么样”,这种金子招牌在申请课题时的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更多的钱涌进清华,傅就能拿到更多的分红。
如果说傅这种空中飞人对中国贡献一时半会还看不出来(猪头丝毫不怀疑这种贡献,因为科技理念不需要手把手教),那么他对清华的贡献是立竿见影的。
这在神州大地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傅和清华的合作关系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也可能是空中飞人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傅的言行上看,他其实是个世故和天真夹杂的人,就如同你我一样。但愿傅不会因为后辈们口无遮拦的话而辞去清华大学的职务。
杨周:精怪、圆滑和笨拙、天真
作为新语丝的读者,我看了傅新元教授给“新语丝论坛的朋友和读者们”的公开信。傅教授自称“我也许象个笨拙而天真的教授”。或许傅教授认为自己的公开信表现得像个笨拙而又天真的教授。但是我看了傅教授的信,怎么都觉得傅新元是个精怪而又圆滑的人。
傅新元教授在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很有趣的是,你们大家发掘出了我在促进人权运动上的活动。是的,在中国提倡人权是我除了科学以外毕生献身的事业之一。中国人权的创立是我做的值得自豪的一件事。事实上,我发起这封公开信的动机正体现了我对推动人权的努力。让我在下面告诉你们为什么。”
傅新元教授认为人权这个词有如此神奇功力,只要一提自己是“创立”中国人权组织即刻霞光万丈笼罩全身,人们都要匍匐称颂了。一把自己的私货演绎成人权运动的一部分,人们就鸦雀无声了。尤其广大的没有把“毕生献身人权事业”
的人,只能自惭形秽到钻入地洞里去。但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首先来看傅教授这段话,“是的,在中国提倡人权是我除了科学以外毕生献身的事业之一”,不知底里的人真的会被傅新元公开信的文字搞迷惑的,以为傅新元真的在中国创立了中国人权组织。但是知道一些底里的首先要责问,傅新元所自豪的创立的中国人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那是在中国吗?不是;是在朝鲜吗?
不是;是在越南吗?不是;是在古巴吗?不是;是在坦桑尼亚吗?不是;是在刚果吗、不是;是在海地吗?不是;是在伊拉克吗?不是;是在伊朗吗?也不是……
傅新元创立的人权组织既不在任何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也不在任何第三世界的国家,而是在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那么傅新元在美国创立人权组织是推动美国的人权运动或者世界的人权运动吗?完全不是。傅新元是在美国推动中国的(!)人权运动,很安全也很保险,够得上精怪两个字。而且他说,人权是“我除了科学以外毕生献身的事业之一”。听上去很伟大的很高尚的,其实够圆滑的了。
但是精怪和圆滑掩盖不了知识的贫乏和缺失。
记得陶世龙先生说过,现在的四、五十岁一代由于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原因基础知识没有打好,傅新元就是一个例子,他连什么叫“献身”都搞不清楚。还是让我们用《现代汉语词典》教育一下他吧。什么叫“献身”?《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或生命献给祖国、人民或事业。”从词典的解释来审视傅新元教授以后,发现他不仅现代汉语没有学好,连形式逻辑也没有学好。汉语没有学好是他不知道什么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或生命献给祖国、人民或事业”,所以大言不惭地胡扯自己毕生献身提倡人权。
逻辑没有学好是他到现在为止并不知道献身对于任何生命体有并且只有一次,想当然自以为人们会称许他是个笨拙而又天真的人,并认同他可以同时献身二个以上的事业,这是犯了非常低级的逻辑错误。当然献身某个事业不排除关心、关注其它事业,但是除了毕生献身的事业之外,其它事业你只能关心、关注或者同情。一心不能二用三用,一身不能二献三献乃至无穷献,这是基本常识。你在这里犯的是和什么第二种忠诚同样的普通逻辑错误。
从傅新元所犯的逻辑错误中同时看出他的医学基础也是不扎实的,因为身为一个医生居然至今不知道生命体的唯一性。
另外傅新元也搞不懂什么叫从事和献身的区别。你现在可以说是从事医学事业,但是不可以说你是献身医学事业,理由很显然,你并没有献出你的生命或者全部精力,因为据我所知,你好象还兼办过公司经商。
另外,献身人权事业不必是个教授。在美国有个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黑人妇女,她是个裁缝,被称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她被称为高科技时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之母的初始原因很简单,就是在1955年12月1日她觉得身体很累,死也不肯让座位给白人。但是在这个简单的事件的后面却有一条很可怕的法律和存在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即身为黑人不让座给白人,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是要被逮捕并判坐牢的。果然罗莎·帕克斯因此而坐牢了。尽管闻讯的黑人民众针对公交系统实行了381天的禁乘运动,迫使法庭做出判决,废除在全美公交系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是1957年,面临死亡威胁和捍卫自己的座位权而失业的帕克斯不得不从阿拉巴马州搬到了密歇根州定居。一直到1965年,她才成为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康耶斯的助手,并得以继续为民权自由而呐喊,一直到1988年9月30日退休为止。不让座位而坐牢的事件发生时罗莎·帕克斯已经四十二岁了,可以设想她的前半身是在什么样的屈辱中度过的。为了一个座位坐牢、失业并且面临死亡的威胁毫不屈服并抗争到底。什么叫献身?这才叫献身,敢于用自己全部精力和生命抗争不平等的法律。对比罗莎·帕克斯的事迹,傅新元抗争过没有,没有;有没有受到到过坐牢或者死亡威胁,没有。这怎么叫献身呢?!
如果傅新元硬扯,即使付出生命的一部分一段时间也算献身,理由是局部包含了全部的信息。我当然承认人的局部和整体的DNA 是一样的,因为这是科学常识。但是我是否可以据此发问,“不过根据你这样辩解的话,那么吐一口痰算不算献身呢?”一口痰里包括了人的全部DNA 信息,根据一口痰中的DNA警察局的刑事侦察人员便可以在亿万人中查出你或者抓到你,这么一计算一口痰也可以算作献身,因为一口痰把你从亿万人中显示出来了。
我倒是从事过中国的人权运动,但是从没有献身过中国的人权运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在中国的上海担任人权协会的理事长。在担任人权协会理事长之前,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我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发表“要彻底杜绝中国再发生类似四人帮侵犯人权的罪行发生就必须要开展一场民主运动”(也即新文化运动)的长篇演讲。为此我承担了两个罪名,一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反对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全国文代会上发表的关于今后中国再也不搞政治运动的承诺。但是即使如此我也谈不上献身。因为我如此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被认为是和邓小平的讲话对着干,最后也没有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我被追究的法律责任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得不起眼的小案件----参与了新疆知识青年的大游行,罪刑也小得不起眼----二年缓刑)。
倒是在我掀起了民主运动以后从香港到北京的一些贴着马列主义这个保险标签的人乘机活动,反而被判了十年到十五年不等的重刑。
需要指出的是从当时和以后的事实中观测到,美国和西方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只关心中国的政治问题。记得邓小平生前就说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连我的基本人权也没有,西方提出过没有、关心过没有?!从现实意义和国家利益索求考虑,西方只关心如何造共产党国家的反或者颠覆分裂中国的问题。我在担任人权协会理事长时不是仅仅空对空的论事,而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的国际人权日参与和指挥过一场超过十万人的知识青年大游行。
这是事关全国一千六百万人的人权大事。但是这么大的人权事件,国际评论为反共运动。你傅新元若不信,现在还可以在美国的一个中国的邪教网站上看到人们对我当时作为的评论----“……杨周和红卫兵不同,是真正造共产党反的人。”
在美国谋生很不容易,各行各业都很复杂和有风险,唯独搞中国的人权又简单又轻松,一点也不复杂。一个人出点钱注册人权组织既可以免税,又可以以此获得大批资助,甚至都不需要注册,在网上或在媒体上发个声明,人权公司就存在了,人权领袖就当成了。
在美国注册或称“创立”关于中国的人权组织,这无论如何都是谈不上献身的。甚至连关心普遍的人权问题都谈不上。众所周知现在在美国搞人权,尤其是搞关于他国的人权问题,谁会逮捕你、抓你坐牢并威胁你的生命?!什么危险都不会有。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伴生,有的倒是美国国会戴着白手套的支持和援助,
甚至给你一个什么国际人权奖的。如此便宜的事情当然许多人都争着干。记得被美国媒体誉为伟大的中国人权斗士以后又被美国法院判决走私罪名的北京学者高瞻就如此干过。在西方的中国人权组织何止一个,十个也不止。而且这些组织的成员个个都养得脑满肠肥,“誉满全球”。当然他们的贪污腐败、嫖妓强奸、走私豪赌在他们的人生哲学里也可以认为是在为中国的人权运动献身的!客观理由如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坏事丑事都包干了,不留一点给别人,从一定意义上评价确实可以称之为充满了自我献身精神的。
人啊人,他们把所有的丑事坏事都干完了,干绝了,使其他人没有机会再干了,面对万恶的现状用自己的身躯承担了罪恶的渊薮,这难道不可以算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面对如此的献身精神或许人们只能这样说他们:
“你把所有的坏事都包了,太作孽了,请留一点坏事让别人干干吧!”
美国从今年四月底开始连续多日发动了非法移民争取居住权的大游/行。这是美国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权运动,在美国的所有有关中国的所谓人权组织参与了没有,支持了没有?没有。倒是一些非政治组织的华人团体参与了游/行/示/威,有力地参与和支持了事关一千二百万人的人权运动。当然参与和支持在美国的非常规居留美国的广大人民的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谈不上什么献身的,只能说是“从事”。因为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人不可能为此而坐牢或者受到生命威胁的。就连这么一个举世瞩目并且安全保险的当代美国人权大事件(插一句题外之话,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权运动可以肯定的是必将载入美国的历史教课书中的),所有的所谓的中国人权组织没有一个表态和支持的。这些所谓的人权组织是真的是在搞人权吗?天晓得!亏得傅新元身在美国说得出口的,自己是毕生献身人权事业的。虽然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参与和支持这场规模宏大的人权运动的作用是最小有效数字后面的余数,但是对普世价值的人权认同应该是本身性质的起码要求。
当然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权组织之所以不公开发表声明声援美国的非常规居住人群的人权运动,是鉴于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和本国利益得失的考量和恪守尊重美国主权的外交原则,但是这场运动的正义性是不容质疑的。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不存在这种国际利益障碍,尤其是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合法组织,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保持沉默。所以许多非政治性的华人组织都积极参与和支持了。在人权的观念和价值上,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权组织连一个同乡会组织的见识和胆量都不如!
人权的本质是一种对不公平甚至恐怖的社会现状的和平抗争,既如此,理所当然的是不能脱离现状抗争。人权是和公民权利有关的事情,当然和政治密切相关,牵涉的领域和层面相当广泛。因此人权事业是极其错综复杂和风险巨大的事业。
远离现状的反对不公平现状充其量是关心和关注,这是谈不上参与和献身的。
尽管我确实参与了中国的人权事业,实事求是的说,在中国社会现状中搞人权也不是我和我的朋友们首创,而是三十年代的罗隆基他们首创的,记得鲁迅、胡适、宋庆龄都是中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那是发生在白色恐怖中的极其光辉夺目的历史事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世纪末但凡有点骨气的中国人,哪有远隔重洋躲在美国办中国人权组织的怪事!
曾记得有一个从美国回北京的学者对一个在美国的号称“红色近卫军”的痞子诬蔑他是投共分子变节分子,扔出国门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有本事回国练,躲在美国骂娘算得上什么本事!?”
在人权问题上,我佩服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踏踏实实为中国的人权工作的民间人士,佩服的是党内那些尽管有马列主义的框架拘束但是良心未灭的正直人士。
我说这些话不是空口无凭的。一九九二年,我参与在北京的《和平宪章》会议以后,被逮捕关押在昌平县收容遣送站,后又押往上海市青东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被审讯时,上海市公安人员说,“老杨啊老杨,你为什么不和北京方面说是我们承办你的案件的呢,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你坐飞机回上海。你也不会受这么大的苦了,和要饭的盲流们一路坐火车硬席用手铐铐到上海,并传染上一身虱子。不过,我们也真的搞不懂,怎么每次抓你都有许多人为你说好话?!我们查了你的一九七九年的档案真的吓了一大跳。你比那些判处反革命的人还反革命,为什么你判得那么轻?问了老公安,他们说那时也是许多人为你说好话。”
自然这些说好话的人可能包括了我的邻居和同事们,但是他们是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为我开脱罪名的,理所当然的是那些党内的实力派人物。惟有他们惟其如此中国的人权才慢慢前进着,而绝对不是依靠在美国或者在西方谩骂,造谣,诽谤的人来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的。
就是在一九九四年我被判劳教三年,也不是因为我的真正罪行,而是一个假装活得不耐烦在一九九二年打着爱国的旗号扬言要公开自焚,以后又在美国打着人权呼声旗号的阴毒小人歪曲事实,诬陷我的缘故。打着人权旗号的人诬陷我的证据现在在我的银行保险柜里锁着。一九九五年九月当我被保外就医到美国时,上海市公安局突然秘密宣读撤消对我的判决(在四川南路派出所口头宣读,当场进行摄影录象并签字,但是不给书面文件----须知我在劳教农场提出起诉公安局,法院的判决是维持公安局劳教决定书的----但是即使如此,此时也并没有给我撤消劳教决定书的裁决书。当时我因为病得已经失声,无法提出合理的要求)。为什么公安局要在我出国门时临时撤消已经被法院都裁定维持的劳教决定书,并不给我书面文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有书面的文件证明已经撤消劳动教养的决定书,我回国,可以执行剩余的徒刑。如果我一到美国轻而易举的向美国之音和其它媒体索要否定当年判我劳教所依据的必要文件,揭露该阴毒小人的卑劣和上海市公安局和法院的荒唐。届时真的闹出又一轮国际人权风波时当局可以向国际媒体出示录象为证----这个案件已经改正。顺便说说,那个可以否定判我劳教三年的文件是一椿关于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丑闻,即一九九四年四五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法院都没有判决的情况下宣布我和北京的魏某并不是人权分子,而是证据确凿的刑事罪犯!
至于为什么上海市公安局不顺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给我随便捏造一个“证据确凿的”刑事罪名(须知搞刑事侦缉是公安局的专业,随便捏造一个“证据确凿”的刑事罪名,对于精明能干的上海市公安局来说简直易如反掌),而把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为外交部作的伪证写入正式的司法文件中,这种用脆弱得呵一口气就能吹走的证据定我反革命煽动罪的反常司法行为,个中的政治原因我就不清楚了。(善良的中国人民读到此处恐怕会认为我称呼公开自焚者是精神不正常者有点不宽厚。其实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在西方任何媒体接到自杀或者公开自焚的电话,根据人道原则和对社会公共安全负责任的精神原则,必须立即通知自杀或公开自焚者所在地区的警察局,由自杀或公开自焚者所在地区的警察局把自杀或者公开自焚者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并绝对不允许对自杀者或公开自焚者作追踪报道。但是西方媒体接到中国的公开自焚者的电话,却公然违反人道原则和对社会公共安全负责任的精神原则,非但不在第一时间通知扬言公开自焚者所在地区的警察局,让警察局把公开自焚者送往精神病医院作精神病治疗处理,反而争先恐后的广泛地大肆地长期地作拔高报道,其用心我就暂时不作评论了,读者可以自行参照对比评论。)上海市公安局把精神不正常的人对中国外交部作的伪证居然写入我的档案,把中国外交部越过司法界限的胡作非为正式记录下来,并由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恐怕不是为了便于我今后容易翻案吧,因为这种作法太幼稚了,迹近愚蠢,必定是另有所思,对此我也暂时不作评论。
但是体会到上海市公安局和法院的百般无奈和苦心孤诣,考虑到让当局能理性对待其它人士,尤其是顾虑到为我承担巨大风险的一大批正直的作家们,到了美国我也就隐忍不发了。
举一个旗号就把卑劣和龌龊变得高尚和纯洁这种魔法是无效的,注册或称“创立”一个冠冕堂皇的组织就把精怪和圆滑掩盖成笨拙和天真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里打着支持中国人权事业的旗号而从事卑鄙龌龊勾当的人和事,人们看得多了,我也领教得多了。
有幸身在海外要为那些曾经为你说过好话甚至为你承担过并还在继续承担风险的人多一些考虑,要让他们还有资格和能力为其他人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维护人权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只顾自己并为了金钱、舒适和其它私欲不惜让他们失去资格、能力并陷入困境甚至蒙难。这才是真的为了中国的人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才是正道,尽管不辉煌灿烂,却是真的高洁得近乎笨拙和天真。
那种既承认中国的事情是错综复杂的,又在实际行为中否定错综复杂,这绝对不是因为笨拙和天真,而是精明到近似于妖怪的程度了。
天可怜见那些不谙世事而坐牢的中国的各式人等,怎么就不懂得先在美国注册一个人权公司,然后回国去发展的简单易行的窍门。
Saturday, May 13, 2006于纽约
NO:再论傅新元120公开信
傅新元及其他119位教授与方舟子及其新语丝的真实读者(简称方派)都主张反对学术腐败,分歧在于应选择怎样的方式,前者认为只能选“正当程序”而不能有媒体的参与,即使“正当程序”不作为也不能选择媒体,而应努力建立“正当程序”后才去反腐,因为学术腐败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公众无法辩其真伪;
而后者则认为当“正当程序”不作为时,媒体非常重要,即使是“正当程序”建立以后,媒体仍很重要,因为媒体是起呼吁和监督作用的。这对于非学术领域的人似乎不容易判断谁是谁非,毕竟一方是120位教授。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之。
当看到一人正在偷盗公共财产,我作为一弱小女子不想牺牲自己去制止他就大声地喊叫以唤起周围人的注意。傅教授说我做的不对,第一,判断是否偷盗是警察或法院才能或才有能力做的事,你小女子或其他公众既无能力也无权力作此判断;第二,万一最后证明他偷盗罪名不成立,你这样大声喊叫让人人都知道了岂不是损害了他的名誉?所以你绝不能大声喊叫,只能以“正当程序”报案。打110没用的话(警匪一家,打了没人来,来了也会不了了之)就找派出所所长,找所长没用就找公安局局长,找局长没用就找厅长,找厅长没用就找部长,找部长没用就找总理…,总之是只能以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正常渠道不作为的话,就去呼吁,直到它作为了才去制止这种偷盗行为,这就是法制观念和人权理念。而方派则说我做的对,呼吁警匪分家毫无疑问是对的,他们也早就呼吁过了,但一时半会还难办到,此时就只有靠大声喊叫了,即使是以后警匪分家了,大声喊叫仍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它并未给小偷定罪,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警察还得收敛其胡作非为。我该听谁的呢?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揭露了很多荒唐或腐败事件,促进了这些事件的最后处理,其中很多都属于以“正当程序”应能解决的,但可怜的老百姓在走这“正当程序”时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才以焦点访谈解决问题。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应有的正常现象,所有这些问题如能以正常渠道解决是最好不过了,焦点访谈也解决不了多少此类问题。但在正当程序不作为的情况下,媒体选择一些极度荒唐的事件进行暴光,你能说他有错?你可能会说学术腐败不同,它太专业,
普通大众不懂,你要知道焦点访谈暴光的很多事件都涉及到政治或法律,老百姓又能懂多少呢?媒体舆论及公众的参与无非是施加压力给有关部门,以促使他们尽快公正地处理这些事件。
Lark:谈傅新元公开信的接收人问题
一段时间没看新语丝,今天一看出了一件大事。120位科学家(虽然其中某些人为科学家有些勉强)签名谈学术腐败。我心里有好多话,但是胆小,怕说不好,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但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学着说话要有根据,基础扎实,不要好高骛远。想谈一下傅先生的公开信,就从第一段谈起。
傅先生公开信的第一段是称呼语,也就是信是写给谁的。
尊敬的:
教育部部长周济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看完信以后,联系起内容和傅先生们对自己的定位及其他方面,好象几位收信人没有能力和资格完成傅先生们委托的任务。
公开信的呼吁是:“我们建议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协调建立国家权威机构”和“希望本公开信能促进中国建立公平的规则和权威的的机制来维系和保护中国学术研究的道德诚信”。
[语法批注:此处中文用语似乎不够规范,我猜想傅先生想要表达的是类似“维护道德诚信”的意思,但是他说的是“保护道德诚信”,一字之差,含义迥别,信中类似地方还有不少,不多赘述,如“我们理解并感谢公众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强烈指责”,这个“感谢”用得莫名其妙,这句话不是实话,如果是实话的话,这封公开信就是假话加废话了。而且很明显傅先生没有区分权威机构和权威机制的区别。]
试想一下,什么组织能够建立“建立国家权威机构”呢?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四部门的部分或全部都不足以和内资格完成这项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欲建立国家的权威机构,这四部门恐怕都不够格,其能够做的或许是向高一级机构提议并参与制定方案。
作为旅外华人,傅先生对于中国的体制应该了解。写这样的信,给这样的人,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有意回避什么。因为你就是写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只要你说的合理而且是实心实意。
所以建议傅先生改写公开信并重新考虑写给谁。可以考虑写给:全国人大常委或其专门委员会,政治局负责科技教育的常委或委员,国务院负责教育和科技的副总理等等。
最后说几句感想。
傅先生和参与签名的119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写出这样一个东西,实在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心情。我看不出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甚至很多地方不值得一驳。网友中有很多明眼人,对此多有评论。如果说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就是让人们加深了对这帮精英的认识。
美国纽约沈璐:关于司魏之争以及傅新元120公开信
方舟子:
你好.我一直非常关注你办的"新语丝"网站,也非常敬佩你从事学术打假的勇气.最近的司魏之争以及傅新元120公开信让我觉得有必要参与到这个来自草根阶层的努力.其实我的很多看法已经在很多帖子里反复提到(例如举证倒置).所以我只提下面两个比较少涉及的观点:1.我毫不怀疑120公开信的署名者(至少大部份署名者)是基于善良的愿望而发表这封公开信的.但在中国国情下,轰轰烈烈的说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在司魏之争中,司教授以实名方式提出他的质疑,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也无论争论的结果是什么,有一点是无可质疑的,那就是他为中国的学术净化做了一件实事.那么公开信的120位署名者,大部份都是学术界有建树的人物,是不是也可以跟随司教授的脚步,以自己的学识和学术影响力,做一些比公开信更具体的事情?不难想象,假如我们有120位司教授站出来做"中国的脊梁",中国的学术氛围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2.120公开信中提及"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问题,由于其过于专业化和技术性,一般需要由一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加以调查,判断和决定".诚然,术业有专精决定了在某些方面存真去伪离不开专业知识.但以此为借口而拒绝来自专业外的质疑也有失偏颇.这是因为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即使区别大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遵循类似的方法论和指导原则.比如无论是哪门实证科学,在研究中离不开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唯一不同的是有的学科通过实验观察来获得数据,而有的学科通过问卷采样来获得.但不管是实验观察还是问卷采样,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对照组.假如一个科研项目里没有对照组,任何一个受过基本的科研训练的人士,不论他/她的专业,都可以敏锐的产生质疑.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部分科研都有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niche).从绝对的角度来说,很难找到两个人各自独立地研究完全一样的问题.所以绝对相同的专业化和技术性基本上是不可求的.以司魏之争为例,专业性和技术性该怎么定义呢?是生物医学?免疫学?肿瘤免疫学?还是什么更为细化的分类?如果我们认为这是生物医学专业,那么生物医学专家就是专业人士.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肿瘤免疫专业,那生物医学专家,甚至大部分免疫学专家就都是非专业人士.这种对于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过于强调,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综合这两方面,学术质疑来自于专业外人士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例如在司魏之争中,很多帖子的作者(包括我自己),并不懂生物医学专业,更不要说是肿瘤免疫学专业.但魏院士回答"愿不愿意公开实验的原始数据和资料"提问时对于基本科研实践的蔑视("他有什么权利这样要求我?我还要做学术保密工作呀。你说神六的原始数据能公开吗?就是调查组来也必须要按必要的程序。这也是我想开一个专家论证会的原因。他没有任何证据在手,就说我造假,你不觉得可笑吗?再说,要造假原始数据也可以造假,公布原始数据有作用吗?"
河马:对傅新元先生观点的看法
我不能判断魏是否有造假,这里只想表达一下对傅新元先生的观点的看法。
傅先生的核心观点是“在处理有关科学不端行为的事件时需要有正当的程序”,这让我首先想到几个问题:
1)在新语丝上发生的一切,至多停留在对魏的指控阶段,何来的“处理...
事件”的过程?
2)以新语丝的定位,也只能停留在在对魏的指控阶段,如何能对该事件进行“处理”?
3)既然新语丝没有处理魏事件的能力和行为,何来的“不正当”的“程序”?
傅先生对新语丝的指责,就好像新语丝说“1+2=3”,但傅先生说“不,A+B!=C,所以1+2!=3”,似乎驴唇不对马嘴。
然后,我又想到了傅先生发起的这次联名签字的作用。害怕傅先生以为我不善良,所以我就不假设他的联名运动所带来的坏处了。这里来看看它能带来什么好处:
1)净化国内的学术空气?--好像不行,这样的签名年年有,学术腐败却从未低过头。
2)让国内“处理有关科学不端行为的事件”走上“正当的程序”?--好像“正当的程序”已经有了吧?人家四川大学不是已经组织“专家评审”了吗?
不是已经下了结论说魏没有造假吗?而且未来还可以预见一种“正当程序”(P~80%),即新语丝管理者被邀请到某地区法院去接受“公正”的庭审。
3)让新语丝“处理有关科学不断行为的事件”走上“正当的程序”,即新语丝接到“学术不端”行为的指控并初步核查后,提交相关学校、教育部、科技部等主管部门,然后等待他们的处理结果,最后公布之,并在等待中不发表可能干扰“正当处理”的言论。--我们(应该也包括方舟子)在梦中也相当欢迎这种“正当的程序”,以后大家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了,国内的科技事业也会从此而蒸蒸日上。
相信傅先生看出我言语中的讽刺意味来了,顾影自怜,“唉,奈何明月照沟渠”。这里我对傅先生倒是有两个建议:
1)如果您认为川大已经履行了“正当的程序”,何不直接了当地支持他们的结论(即支持魏)、清清楚楚地反对新语丝的“强势”呢?反之,如果您认为他们没有,何不也直接了当地说他们的结论不能成立、并提请上级部门介入调查呢?恕我直言,您这样拐弯抹角、含糊不清地发表高见,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是真心的想“处理有关科学不断行为的事件”!
2)既然您与这120位人物既不满国内的“科学不端行为”,又不认同新语丝的这种“不正当”的“程序”,那么何不积极建立或促进建立能以有效而“正当的程序”来“处理有关科学不端行为”的机制呢?以诸位之尊贵身份,再以您之参与人权运动之经验,想来能发挥的作用必是比新语丝这么个不务正业的小网站要强大多了!我在这里真诚地说一句:拜托了!
最后,看到让我尊敬的饶毅先生也在这里签名,这让我很有感触。其实我知道,要求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抽出大量精力来反对科学腐败不太厚道,因为我自己也赞同并履行这样一种态度:别人作恶,我没办法改变,我只做好自己的事情,
自己为善,希望将来人人为善。更何况饶毅先生还曾经为科学反腐做过几次大动作。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您反对新语丝舆论监督的理由。虽然新语丝有时显得比较强势,但它从未脱离理性的框架,而这正是它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长期拥有良好声誉的重要保证。退一步说,如果新语丝已经沦为少数人发泄私愤、扫除异己的场所,或者它哪天坚持错了一个道理,它将迅速失去大量科技工作者的支持,那么其对“正当的程序”的影响力也将很小,也用不着120位之众的科学家百忙之中抽空来纠正。所以,在相信新语丝受众的判断力的前提下,您没有任何必要担心这个小小的网站会给科学事业带来什么损害。
说句题外话,经过此事件,我对魏的科研以外的能力更加钦佩了。让我们等待12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签名公开信吧,也许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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