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陷害，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罪名是说他曾“通蒋”，向蒋“说情”“乞降”。而进行如此恶毒陷害的关键人物，是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李仲公。那么，李仲公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
作为蒋介石亲信，李仲公差点被贺龙所杀
1925年4月，任澧州镇守使时的贺龙
李仲公，曾是一个十分反动的人，后投机革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汪精卫两人都在积极做争取对方手下军队的工作。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李仲公为蒋介石出了不少主意，他重点拉拥护汪精卫的军队，意图使这些军队反戈一击，站到蒋介石一边来。在1927年初到重庆策动刘湘拥蒋反共之后，李仲公又来到汉口，准备策动驻扎在汉口的一些将领拥蒋，反对仍打着拥共招牌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贺龙的部队归属于唐生智指挥，而唐生智拥护汪精卫。汪精卫仍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仍然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合共产党，因此，许多共产党员也都聚集到武汉，打算继续与汪精卫合作。贺龙是坚决拥护革命的，真心诚意要率领军队为革命出力，而总指挥唐生智当时也支持汪精卫。可是，李仲公却打算争取贺龙站到蒋介石一边。李仲公不认识贺龙，于是他就找过去的老相识----贺龙手下第十五师司令部秘书长严仁珊，求严引见贺龙，却并不说明要见贺龙的目的。严仁珊答应找机会引见，李仲公就在严家住了下来。
贺龙一贯与部下关系好，经常与部下交往，也经常到部下家中走动。他不光是到师长家里去走动，也到更下一级军官家里走动。对此，严仁珊是了解的，他要李仲公住在自己家里耐心等待。果然，有一天，贺龙来到严仁珊家中，严仁珊乘机对他说：“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要来见你。”其实李仲公当时只是蒋的秘书处的处长，还不是秘书长，严仁珊也搞不清楚，就这样介绍了。
贺龙一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要见自己，立即提高了警惕，问：“他来找我干什么”
严仁珊说：“他没说有什么事，只说要见你。”
贺龙想，蒋介石手下的人要见自己，肯定有事。他本不愿意见面，但考虑到，需要摸一摸李仲公到底想干什么，也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再说，李仲公现在就在严家，近在咫尺，不好推辞，便答应同李仲公见面。
贺龙第一次见到李仲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年李仲公30多岁，一脸奸笑，虚伪得很，同时，又自恃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表现出一副春风得意的派头。
贺龙只说了几句寒喧的话，便不再多说话了。李仲公见贺龙不愿意说话，也只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辞了。
1950年，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李仲公处心积虑要拉贺龙。第二天，他请在武汉的川、黔将领吃饭，预先便托严仁珊给贺龙传话，请贺龙务必出席。第二天，贺龙出席了这次宴请。出席宴会的多是川、黔将领，连各军、师都派代表出席了。宴席也很丰盛，还请汉口名伶清唱。贺龙一见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李仲公是有任务的。
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谓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
贺龙此信，完全是按照历史事实而述，并且写得很简单，并没有任何个人评论，可见贺龙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周恩来通过贺龙的信，大体了解了历史情况。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聂荣臻，了解李仲公的情况。聂荣臻回信说：“李仲公问题详贺龙信为证。”
有聂荣臻的证明，事情就十分清楚了。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区军政委员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公的名字。
没有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李仲公认为是时任西南军政主要领导人贺龙不同意。后来他又听人说，是因为过去他到武汉帮助蒋介石拉军队的事才没有让他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便由此想到，是当时亲自抓他的贺龙向中央反映了历史情况。因此，李仲公更加怨恨贺龙。
1957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要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政府担任职务。中央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扩大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各部门任职。当时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再次不满意自己所任的职务，想要到政府中去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提出可否安排他到贵州任省长。中央对李仲公的这一要求十分重视，决定广泛征求意见。当征求已在中央工作的贺龙的意见时，贺龙提出：1950年因历史问题，都没有让李仲公进西南军政委员会，现在如果让他担任贵州省省长，更不合适，因为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派什么样的人去任职，一定要慎重。中央同意贺龙的意见，没有让李仲公去担任贵州省省长。李仲公由此更深深地恨贺龙，伺机报复。
挟私报复，李仲公等到了陷害贺龙的机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并没有被打倒。李仲公虽然想报复贺龙，也没敢发作。1967年，北京街头已经有不少给贺龙贴的大字报。李仲公见了，心中暗喜。但老奸巨猾的他觉得，这些大字报都是群众贴的，还不能代表中央精神，还要等等看。于是，他依然暗中做准备，没敢跳出来陷害贺龙。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说打倒，是不行的，必须中央说话才行。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高喊出“打倒贺龙”的口号时，李仲公认为，江青说话了，这是代表中央精神的，陷害贺龙的时机成熟了。但是，当时李仲公已经患病，基本上不能走动，他想找造反派陷害贺龙，也走不出屋子。后来他转念一想，以他这样的身份，直接出面去陷害贺龙，不太合适，也让人不相信。他知道，江青等人鼓动造反派打倒贺龙，一定会找历史上与贺龙接触过的人了解情况，早晚会找到自己的，他等待着造反派找自己。
果然不久后，1968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贺龙专案组(分支)的人员靳海东来到了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20世纪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并不了解许多当时贺龙的情况，只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贺龙在那个时期干了什么，想从中找出一点儿对打倒贺龙有利的“证据”。他们是在得知李仲公过去和贺龙有过矛盾后，才找到李仲公的。当时，李仲公身体并不好，但他不顾病体虚弱，滔滔不绝，从1927年汪精卫政府谈起，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对当时贺龙在武汉的情况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详细，以至于第一次竟没有谈完。 靳海东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李仲公故意把事情谈得很详细，并留下许多我们要了解的问题活口，以便我们再去找他。
造反派们回去研究了一下，认为李仲公肯定还有话说，便于3天后，再一次派靳海东带几个人来到李仲公家，请他接着谈。此时，李仲公早已经打定主意，要使出最狠毒的招数陷害贺龙。于是，他谈着谈着，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乞降，可惜信在我来北京时，被我爱人烧掉了。”靳海东听后，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回到北京体育学院后，立即向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了这件事。刘长信听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明天就去让他写个材料，不然老家伙一死就没证据了。”
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李仲公家，要求李仲公把信的情况写一个材料给他。李仲公立即答应。其实，李仲公早在靳海东走后就动手写了一个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后来，靳海东回忆说：我们找李仲公时，他事先早就有所准备，准备了一张小纸条。他写时，还不时地看一下手中写得很小的纸头。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好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很快就通过红卫兵小报传了出来。江青知道后，立即批示贺龙专案组，要去北京体育学院了解情况。贺龙专案组得到江青批示后，立即派人到北京体育学院，看了李仲公写的陷害材料，还专门听了靳海东的汇报，最后，贺龙专案组的人告诉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头子，不要再去找李仲公了，继续调查的事就由贺龙专案组负责。他们临走前，带走了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得并不长，但却是十分恶毒的。现将这份写于1968年3月28日的材料摘录如下：
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知的贵州人毛景园见我。打下武汉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并将我逮捕后，就和他断绝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他派的人持着他的信来见我(这是贺龙于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队伍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来见3次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后患，把它取出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3月之事，完全是出于严仁珊的计陷，极力对我道歉，望加原谅。接着是力述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实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宿衷，再予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慈援助并候示复。末署贺龙呈上等语。
李仲公在材料最后写道：
以上就是我所知的关于贺龙这个头号大叛徒的一个铁证。我今天所以把这个材料揭发出来，绝不是出于修旧怨报私情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捍卫、拥护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激烈斗争的运动中，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革命干部所应有的一种战斗任务。因此，我就把它揭发出来以作批斗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的一种材料。
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公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
在全国解放后18年的当中，除了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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