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首先让人想起了南京“彭宇”案。两案相同的要素是，都存在着情与理的交织。
“彭宇”案引发了“遇上老太太摔倒该不该扶”的道德困惑，人们同样担心，假如救死扶伤被认定担全责成为执法常态，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还有没有人会救人？规则至上，还是生命至上？
很明显，从舆论反馈来看，大多数人站在了积极救人的杜先生一边，而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警方。起初，笔者也是持相同的态度。不过从基本常识出发，我觉得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对这一情况毫无规定。所以查了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按照该法“交通事故处理”第七十条规定，法律其实是鼓励救人的，并且有着具体的规定。
换言之，杜先生若想不因救人破坏现场而被判担全责，还需满足“迅速报告”和“标明位置”这两个条件。这当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至少在目前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过早下道德判断对警方是不公平的。
也许有人仍会质疑，在紧急情况下，还要求车辆驾驶人先报告警方和标明位置再去救人，这不强人所难吗？
确实，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商榷，但是其一，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警方依法做出认定，这是不应该受到道义指责的；其二，在交通事故中为救人行为设置一定的条件，固然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反过来想，如果法律规定因救人而获得相应的豁免权就一定合理吗？
某种意义上说，尊重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内，将司法的能力放到最大，或许才是缓解法律与道德之间矛盾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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