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司徒华日前病逝，由于被剥夺了回乡证，根据其遗嘱，骨灰将一半撒落大海北望中国大陆；中国异见人士刘宾雁在病逝5年后，骨灰才得以回家乡安葬；大陆封杀《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每每有重大活动，如北京奥运会、奥巴马访华时，政治异见人士或“离奇失踪”、或被严格监控……压制、隔离、管控，中共当局总是惯性的用各种方式控制政治异见人士，以防可能的民主运动。然而，效果并不如意，经常惹来非议。
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的失败在于，只要看到这类矛盾，就不论三七二十一直接当作“敌对”势力，将“异见人士”推到政权的对立面。毛泽东曾以中国古代的铜钱作比，来说明统战艺术。他说道，古代铜钱外层是圆形的，内层中心是四方的，外层可以滚动，但无论怎么滚动，滚到什么地方，一旦停下来后，内层总是方形的，变不了本性。毛泽东用这一形象的比喻，说明深刻的统战艺术，他要求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像铜钱那样，外圆内方，做工作时要圆，方法要圆，策略要圆，但是，内心要方正，原则不能丢。其实，中共在早年的革命斗争中有哪一时期少了“异见人士”？又有多少“异见人士”最后变成坚定的革命者？这一切应该都是拜统一战线的福。面对每个发展阶段都会存在的政治异见人士，今天的中共是否也应再想一想毛泽东的“铜钱之论”。
区分矛盾 处理有别
在结束了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和长达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后，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起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而后，毛泽东从革命动力的学说出发，逐步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也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基本方法。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因此，对前者要采用专政的方法，对后者要采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所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即是，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中国。在那段历史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则是民族内部矛盾。所以，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两党搁置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理，今天在区分“异见人士”的时候，亦需要区分。纵然他们政见与中共不同，但同样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观察人士认为，“异见人士”也可以分为“一般异见分子”和“敌对异见分子”，提法上有所不同，涉及的矛盾性质亦不同。对执政的中共来说，“敌对异见分子”，是要推翻现政权，企图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包括台独、疆独、藏独等等一切国内的分裂分子，以及国际反华势力。
对执政的中共来说，“敌对异见分子”，是要推翻现政权，企图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包括台独、疆独、藏独等等一切国内的分裂分子，以及国际反华势力。而“一般异见分子”，虽然他们批评政府，抨击时政，但是从性质上来讲，只要他不从事推翻政权，不分裂国家，不站在人民或人类的对立面，都不宜直接扣上政治反对派的帽子而一棍子打死。纵然不能否认这部分人也有可能最后演化成敌我矛盾，但他们还是存在可以团结的那部分，或者说属于可以给出路的范畴。以此推断，社会“维权人士”就更谈不上敌我矛盾。上述人士同时认为，政治观点的分歧，不能延伸到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待遇、政治身份的区分，尤其不能将部分社会成员作为终身的、永久的“敌人”。比如说，当政府把他们关进监狱后，性质就变了，他们就成了政治犯，成了政府的敌对份子。如此一来，中共就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将这些本可团结的 “异见人士”推到政权的对立面去。
不回避 不掩盖 不高压
去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进行了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人民内部矛盾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形式、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而如何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新任务，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新的考验。胡锦涛特别关注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形式、新变化、新情况，并将此上升到考验中共执政能力的新标准。
毛泽东曾指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斗争，而且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根据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指导，毛泽东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如今，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包括与“异见人士”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云南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吴承越表示，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同思想，只有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细致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真理，也要在同错误思想做斗争中，在各种批评中间，不断地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任凭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当然不行。但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评也不能解决问题。批评，应当力求用辩证的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当前，在中国，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已基本消失，对海峡彼岸过去的“政治对手”，对达赖集团，亦可以通过谈判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对自己内部的矛盾就为什么非要采取高压手段压制、激化呢。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对敌斗争”的传统思维。
回顾历史，在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存在着一批今天所谓的“政治异见人士”，更有相当一批试图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他们认为这条介乎于国共之间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是当时中国唯一的路。
当时，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又团结、又批评，鼓励继续斗争的政策，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宣布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纷纷宣布放弃中间路线，坚定地站到人民革命的方面来了。各民主党派的转变，向中共靠扰，表明了革命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
上述观察人士表示，既然原来知道怎么做，现在难道就不懂了吗？其实，在处理香港政改的问题上，在处理与台湾签署ECFA的问题上，中共还是清楚如何运用统战思维来妥善处理问题的。以签署ECFA为例，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民主革命期间曾是“死敌”，但今天在即使有扛着“台独”大旗的民进党加以阻挠的情况下，两岸依然能在“一中各表”的原则基础上，开展了三通，签订了ECFA。这就反应了统战模式的有效性，国民党已经由“反共”化成与共产党携手共创的新阶段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多样性特征更加突出，各种差异明显扩大。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有效途径来实现中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达到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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