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大概是由于陈已经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或是既想体现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触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而颇费踌躇，总之起草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陈伯达才在三月初勉强交出了原定十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
谁知，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而且对陈拖拖拉拉，耽误了九大的召开，感到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善于察言观色的康生已经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稿子老大不高兴，不愿夹在毛、林之间左右为难，于是索性把执笔起草九大报告的事情推给了张春桥。陈伯达见毛赏识张，把自己撇在一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至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明业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在中共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方明里一团火，暗中使绊子，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结结巴巴”一事，纷纷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对此恼火之极，一定要对江青一干人还以颜色。后来在印发九大政治报告时，张春桥提出请林彪亲笔签名，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绝，有意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仅如此，林彪还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搞私下串连，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这让“文革旗手”江青当众出丑，面子上十分难堪。后来江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说一时抓不到对手什么把柄，不过她很清楚是谁在背后捣的鬼，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这以后，林、江两大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则指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罢了。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露出败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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