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回国休假期间，应朋友之邀列席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为主题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会议提出的有些观点颇具启发性，但令笔者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似乎越来越不会说“中国话”了。在会议上，几位英文不错的中国学者几乎全程用英文演讲和讨论。相反，倒是有几个欧美的华人学者和汉学家一直坚持用中文发言。
笔者绝不是反对中国学者使用英文。毕竟，在英语霸权和西方文化中心论泛滥成灾的今天，要想让“洋人”听懂并理解中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诉求，借助英文也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在讨论中国文化且中外学者都懂中文的场合下，还以说英文为“荣”，那就有些过犹不及了！特别是，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借助甚至通篇使用西方文化的学术范畴和价值观念来阐释中国文化，更是犯了文化交流的大忌。
一般来看，借助外来文化阐释本土文化，可以不同程度地丰富和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但前提是本土文化具备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且阐释者心中不存在外来文化比本土文化更优秀的价值预设。否则，本土文化必然成为外来文化尤其是所谓“普世价值”的地域性“注脚”：阐释成功证明的是外来文化的优越，阐释失败证明的则是本土文化的落后。
隋唐时期，中国就有一大批佛学人士致力于用中国的语言和概念来消化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从而创建了中国佛教；宋明时期有一大批儒学人士借助中国佛教来丰富儒家文化，最终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巅峰。相反的例子是，唐朝玄奘法师创建的佛教“唯识宗派”，因为缺少这些转化环节而成为绝学。
90多年前，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指出：中西医学异质，中医基于经验性，西医则基于实证性即科学实验。中医在西医的冲击下，已经到了借助西医的实证性来阐释自身合法性的局面，否则就无人相信----—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国文化似乎也沦落到了无法通过中国的语言和概念来阐释自己的地步，或者说即使有所阐释也已无人相信，以至于有些中国学者不得不“言必称美国，文必用英语”。
但是，假如中国学者拒绝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跑马场和殖民地，那么仅凭对西方文化的“鹦鹉学舌”，或仅做西方思潮的“二道贩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值得庆幸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话”问题的存在。著名儒者蒋庆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彭永捷，就分别提出“以中解中”和“汉话汉说”的命题，即要用中国的语言、学术概念和价值观念来解释中国和世界。而青年哲学家赵汀阳则主张用“天下主义”来重构“世界体系”。无疑，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希望在国际学术性会议上能听到更多中国学者的“中国话”和“中国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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