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主席的功绩和他的错误一样，值得中国永远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红》登上它曾经淡出三十年的庄严舞台，不是一件好事。让文艺的归文艺，让政治的归政治，而不是看到《东方红》再次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东方红》回来了！2010年最后一天，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新年音乐会上，我们听到了一首久违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首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演唱最频繁的歌曲，三十多年来依然在一些场合响起。然而，中国毕竟告别了《东方红》所代表的时代。《东方红》早已不再享有国歌一般的政治地位，演唱《东方红》也不会被当作一种政治正确的要求。
在这场中国爱乐乐团和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合唱团合作演出的2011年新年音乐会上，《东方红》找到了失去多年的“待遇”----国家级演出团体在重要公开演出中以《东方红》作为开场曲目，并通过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这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
作为艺术作品，《东方红》可以由艺术评论家去鉴赏。唱《东方红》，无论出于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主席毛泽东，还是喜欢《东方红》源自陕北民歌的优美旋律，或者出于对一个年代的特殊感情，甚至是出于商业目的，我们都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但是，稍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把文艺看作与军事并列的“文武两个战线”。《东方红》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文艺作品，更是一个政治符号，象征着中国对毛泽东无条件崇拜的时代。中央电视台对节目的选择，传达的政治信息在中国代表了官方的立场。基于这样的原因，《东方红》重返政治舞台，正如它当年登上和退出政治舞台一样，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种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念，毛泽东贯彻终生。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将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政治运动的突破口。毛泽东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政策走向，乃至他身前身后中国历史的轨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不久，黄土高原上脍炙人口的民歌《芝麻油》被填上了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也在延安时期正式确立。1949年后，《东方红》除第一段外的歌词再度被重填，这就是此后传唱最广的三段歌词版的《东方红》。
不过，《东方红》产生后演出并不频繁，至少比不上同时代的延安文艺作品《白毛女》。《东方红》真正
成为中国唱得最多最响的歌曲，是在1964年之后。当年10月，35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此后歌颂毛泽东的歌曲、舞蹈、诗朗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涌现、盛行，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迅速升温，并走向神化。人们检验是非的标准不再是实事求是，而变为领袖的意志。1966年，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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