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最新一期游思凯／杨小凯早就看出，「造反派」成了「老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恶行的替罪羊，为反抗中共十七年政治运动的迫害而起的群众组织，是实践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雏型；杨认为，笼统「彻底否定文革」是不妥的。
（原题《杨小凯对“文革”的深刻反思》
文革激情炼成的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他的文革亲历主要集中于他的《牛鬼蛇神录》（又名《文革囚禁中的精灵》）。文革期间他是湖南群众组织「省无联」头头，文革期间曾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名噪一时，被指「现行反革命」坐牢十年。出狱时，杨小凯写道：「我深深对彻底否定文革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杨凯凯在狱中自修完成大学课程，七八年考上中国社科院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八年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澳洲社会和学院院士，二零零四年七月病逝，年仅五十六岁。
文革中，告密、反省（往往自诬）成了对共产党的忠诚，用狼奶哺育的狼娃首先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会了挂牌、戴高帽子、游街施虐，反人类的罪行寻找到理论藉口。军管当局一手操控的「一打三反」、「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杨小凯说，「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使我触目惊心」。钉上木板、封上门窗的「土牢」比比皆是。诚如杨小凯所说：「当时整个中国成了丧失人权、失去自由的大监狱。」
否定文革其实不彻底
几十年来，没完没了的大批判，一个人的只言片语都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最高指示。杨小凯认为，毛泽东在把我们带向死亡。据小凯夫人回忆：「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生活中，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文革中，他家庭破粹，母亲冤死，父亲蒙难受辱，妹妹放逐山乡，死刑数度逼近自己，于公于私，他对彻底否定文革为什么会反感呢？
所谓彻底否定并不彻底，其中大有文章。
在莫名其妙的教条和妄想中，造成了灾难频生，国困民穷，却一言蔽之「交学费」。杨小凯看来，从私有制被侵犯、被破坏、被消除，经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另一方面，对一九六二、一九七二年的「繁荣」和「秩序」，对某些人的政绩津津乐道。杨小凯说：「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的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的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读着这些话，我们真懂得了「以人为本」，深切感受到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
红五类子弟掀打砸抢
文革中对文化人的兽性迫害以及「打、砸、抢」罪行全归咎于造反派。小凯以其亲身经历证实，文革初期破「四旧」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文化人的行为，是称之为「老红卫兵」那批人干的，他们以「红五类」（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子弟为基本队伍，以军干、高干子女为头目。他们是「造反有理」始作俑者、践踏人权的基本力量。在《牛鬼蛇神录》里，真实地记叙了长沙保守派，北京「联动」的开水烫死人，活人祭坟的兽行。
风头劲健的中年史学家朱学勤回想自己的经历时，曾感慨造化弄人：「文革时，那些出身弄堂、身着蓝色衣裤的学生，参加武斗与打砸抢，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中就已收在网内，拖得再晚也躲不过一九八三年的『严打』。而同样在『文革』中叱吒风云的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当年身着黄军装、骑摩托、十足八旗子弟作派，『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的丑行往有个抽象符号的『造反派』身上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就加入第三阶梯。」学历史的朱先生把这种奇特而动人心魄的现象归纳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将其捺入自己替身的历史。」（见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这些大腹贾一流人物志得意满地回忆当年捍卫红色江山的燃烧激情的岁月，早已忘却他们制造的悲剧，手上沾着血腥，更不屑承认自己也不过是「随着权力的锣声起舞的猴儿」。当然历史替身并不罕见。结论如此不公，谁能不深深反感？更何况没人敢问一声：谁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
杨小凯说过：「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最不彻底在不敢承认政体的致命缺陷，用「极左路线」加以遮盖。因此，杨小凯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十年浩劫」的说法不敢苟同。研究文革，他特别欣赏苏炜的观点。从中共建国直至文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罪名，几乎所有的中共领袖人物，高级、中级干部都领教过，都感到它的荒诞无稽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然而他们为党为社会主义却呕心沥血、赤胆忠心，添砖添瓦，甘作「驯服工具」。这种意义说来，刘少奇、林彪何尝不是毁灭自己的掘墓人？
杨小凯认为，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
反迫害打开政治闸门
在杨小凯看来，令生灵涂炭的「文革」，也有好的东西应该建立起来，从他有关文革的文章，至少确定了两点应该建立起来：一是反政治迫害；二是文革的派别与结社。
先是反政治迫害。反迫害缘起于运动刚开始时，工作组对学生的政治迫害，扩展于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见《牛鬼蛇神录》）。
但「反迫害」这面民主旗帜一经竖起，汇聚在旗下的就不仅是学生、工人、市民，还有权益受到损害的矿工、基层干部、复员转业军人，下放知青……还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的老人」。
这些老人，有的在「反对本单位领导就是反党」的标准中坠落，此时单位领导已定为「走资派」；有的是「政见」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如对苏联的看法意见，总之为数众多的人往昔不是犯「错误」而是正确，不是「犯罪」而是有功。于是其中尚有胆识者「蠢蠢而动」。
这批人或单独上京上访，或组成「反迫害战斗队」、「赴京控告团」、「调查团」、「联络站」，走访中央领导，收集材料，写文章、办刊物，出报纸，颇有声势。他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与在「文革」中曾被打为「反革命」的造反派接触磨合，可以说，「反迫害」启动了「十七年积怨」的闸门。
中共建政的头十七年，每次政治运动，均以百分之五的比率（有时有的地方超额，因为有一意孤行的领导，必有百般逢迎的下属）生产着「负面」的政治群体（或简称「敌」）。平日还零零碎碎产生各类「分子」──「负面」政治群体。土地改革运动（四十年代末起五十年代初结束）后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镇反）、一九五五年的肃清反革命（肃反）后的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右派分子；到了一九六四年左右的「四清」运动，中国形成了「地、富、反、坏、右」这个完整的称谓（简称黑五类）外带里通外国的（美蒋或苏修）特务。胡风、彭德怀的万言书之后又添增「胡风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又命名了「小邓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名目繁多。每个「分子」背后，株连三至五个直系亲属，其总人数当超过一亿。（参见谢泳《出身与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山西文学》二零零四年版），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是无偿劳役的对象；是在群众中树立的「对立面」、「反面教员」，施以丑化凌辱的对象；他们是吓服「猴子」的「鸡」；节日献上祭坛的牺牲品（按中共贯例每逢节日要开宣判或称宽严会，「打击」一批，以安定秩序），是宰割的对象。他们的生存状态，几乎成了言说的禁区。小凯称之为「政治迫害狂潮」。其规格之大，时间之长（永世不得翻身），手段之毒，真可谓「史无前例」。稍有人性的人都会为受害者洒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认同政治迫害。
反迫害是民主启蒙
「反政治迫害」中外古今都是一面闪耀着「民主、自由」的光辉旗帜。「离开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会产生令人恐惧的怪物」。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指出：「所谓人民利益原则从来就是个『罪恶』原则，是最大的暴虐，接受这原则，就是将个人自由牺牲于某种巨大抽象物，就是接受暴政，因为它总是走上一条最终必然导致吃人的道路──这就是为所谓的『未来幸福』而屠杀今日之生灵。」视政治信仰、抱负为「野心」、「篡党」，视意见、想法为「夺权」。人的权利和自由一律扼杀，走上了一条吃人和屠杀生灵的道路。
杨小凯说：「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们自己内部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中共对内战挫败方进行全面政治迫害既不是对巩固宪政秩序必要的，更不是合法的。」「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条件。」
杨小凯主张「通过人身保护法或人权法案，使四十年来受过政治迫害的一切人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伸张正义，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包括所有土改、镇反、清查『五一六』等一切运动中的人权问题。对实施政治迫害的人，应该象纽伦堡法庭一样，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条法律应该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不管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或一九五零年的土改干部」。
人权终于写进了今天的宪法，实施人权保护，确实还有很多事没做。当今新案、往昔陈案……一旦「神州无冤魂，人间少暴虐」，一旦制造「红色恐怖」与制造「白色恐怖」一样受到追究，反抗「红色恐怖」与反抗「白色恐怖」一样受到尊崇，一切运动中的人权问题和文革中「走资派」的人权问题一样得以伸张，那么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和谐都步入了新的境界。中国人一定会向杨小凯和提出、通过这个诉求的人表示衷心的钦佩和尊重，因为他们高瞻远瞩。
特定时空的结社自由
杨小凯认为：「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条件。」他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且发扬光大。
派别与结社。文革是中国派性最张扬的时期，在朝，文革派（人称级「左」派）与周恩来等（人称「保守「派）明争暗斗有目共睹，其中是非功过，文革档案未解密，尚难定论。
在民间，造反派与保守派，形同冰炭。「保守派是那些文革前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造反派是那些出身不好，被迫害和歧视的人」。两派都分别囊括着些许群众组织。因为派别与观点，夫妻反目，兄弟□墙，姑嫂父子争斗颇不鲜见。
杨小凯写道：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前十七年中发动的历次运动，一个重要特徵是运动中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他十分了解，准许群众成立组织是毛泽东向对手打出的一张民意牌。造反派小头目王金国平反出狱时，他说：「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死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火了。」杨小凯十分清楚，「即使是造反派思想行为也从未跳出『毛』的怪圈」，无论在朝在野，「凡是最后仲裁是毛」。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对文革出现的这个特徵如此关注，付出巨大的热情与智慧呢？缘在一个「现实」的破灭和一个梦想的萦绕。
首先是一个「现实」的破灭。他的父母姑叔都曾是汇集在延安宝塔山下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也是唱着《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长大的。生活让他看到饥饿、贫困、残酷、贪婪。「解放」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与幸福。「秩序」以剥夺全民的一切自由为代价。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凯旋车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一九六零年饿死二千万，还枪杀无数），抗日战争后，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共在政协上阐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反对蒋介石政权一党专政，特务治国，敌视异已，不管民众死活。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所作所为恰好是对「承诺」的背弃，对「反对」的继承。他深深地失望了，也洞察了一党专政的致命弊病。他把一九四九年获胜的那场革命，也看作「朝代周期」，「革命产生暴君」。杨小凯甚至断言：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几代人的时间。
其次是一个梦想的萦绕。杨小凯十分了解，文革中的两派都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一旦得势，恶劣无所不用其极，社会秩序完全崩溃」。目睹一九六七年八月街头垒起碉堡，枪声响起，发射燃烧弹，坦克出动了，全国各地的两派真弹实枪对着干。重庆文革墓地安葬着「八一五」一派的红卫兵，在武斗死亡人员五百多人。萋萋芳草，凿凿墓穴让我们正视「派斗」带来的灾难。
然而小凯还是不厌其烦地数说着文革中造反派组织的特徵：发端的正义性，具有人权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思想；具有政党性质，争取在当地执掌政权的诉求；不是革命政党，不反体制；不是民主政党，内部权力绝不是靠民主程序。杨小凯说：「政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他希望这次政党政治的（试演），为今后的政党政治留下些经验、教训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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