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同处境狼狈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来意外地在这场林、江两派的争斗中成为实际上的大赢家，在政治上的分量赫然加重，一时间成为会议前台的主角，忙于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够缓冲毛、林两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物。不过，周氏此刻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毫无疑问，他是决心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希望保住自己的晚节，但也并不希望看到毛、林失和的局面。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将被夹在领袖和副帅之间，很难做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势必动摇大局，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再生变乱。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随后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后活动时，同康生穷追猛打的态度有所不同，除了毛泽东决意抛出的陈伯达外，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有意采取保护的态度，以免把林彪牵扯出来。即使对陈伯达，周也不愿过分为难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他检讨过关。比如，口音很重的陈伯达稍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发言就是周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陈伯达想求毛和中央宽恕，毛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接了他的电话，“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陈氏一直对此心存感激。
其实，周恩来当时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波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
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随后，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71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周闻讯后，亲自到该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的地方，都以“主席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给挡了回去。甚至稍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当然，周恩来是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在毛泽东展开反击后，他随即调整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注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在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林彪这样做并不是存心驳周恩来的面子，而是冲着毛泽东而来的。与周的为人不同，林彪个性倔强，从不轻易认错，而且也是中共党内少数敢于当面顶撞毛的人。他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而心气难平。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抓住不放。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在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但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响应支持他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这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主持追查工作的周恩来、康生两人脸色看。相对而言，林彪对周还算比较客气，对康生就更不给面子了。比如，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时，林彪当场给顶了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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