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香港政治的历史机遇

香港政坛元老司徒华的去世，可以与香港去年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王光亚入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共同作为香港回归后政治发展进入新时期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历史的。经过二十一年的时间磨砺，香港进入了后“六四”情结时期。提出这一点不仅是因为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的唯一领袖离世，廖晖不再主导港澳办也加强了这种历史转变的形象性。第二个信号是政治的。政改方案的通过让香港的议会真正开启了全面普选的序幕，虽然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方向将不会轻易改变。第三个信号是意识形态的。中共的治港态度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变，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光亚入主港澳办，以及政改方案的协议可以代表专制和官僚的决策环境正在改变，包容的政治氛围将让一国两制向更成熟的形态发展，和谐将有机会取代中港之间的政治摩擦。

回归后的香港被普遍认为变得颓败，我曾以“沉沦”来形容香港在过去二十多年出现的竞争力下降和缺乏原创的趋势。虽然这种批评有将问题夸大以求加强其深刻性的嫌疑，但我们不难从两地的比较中看到这种趋势的真实存在。以新加坡和韩国两小龙为例，它们在展现了经济发展的独特能力、有效面对金融风暴之后顺势转型。由于这种转型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香港却依旧沉醉于昔日的经济模式，不断从金融投机和房地产发展方面给力，结果只能够是一种自恋式的经济意识形态，以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这种虚名自娱自乐，忽略了香港市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更妄言经济增长和市民幸福度的关联。这是否契合了某部分人的判断，认为这是香港缺乏民主选举的结果？当我们考察台湾过去十年所面对的困境时，就不难发现这种分析无法得到考证。任何社会的转型，都不能脱离对自身认知的检讨，缺乏社会共识，不断延续政治争吵，只会削弱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让经济的公平性和民生的提升受到局限。这才是香港在过去一段较长时间里所犯的错误。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佐证香港所面对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香港经济曾经拥有的优越性显得黯淡无光，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和SARS对香港经济产生冲击之后。香港同时成为曾经藐视内地的生产力和竞争性、并要为自己大言不惭而付出代价的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最形象代表。由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地理和历史文化关系，它的觉醒就显得尤为深刻。

另一方面，中港政治关系并没有由于港英政府的离去而变得和谐，香港政治改革的争议和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所导致的五十万人上街，使政治和谐变得无从说起。在殖民政府任内乏善可陈的政治改革，却在去殖民地化之后成为香港政治争议的核心，这种讽刺好像支持了对港英政府阴谋论的指责，但却无法说明今天的政治现实。政治体制改革就好像商品拜物教一样，本来是为了服务香港发展的需要，现在却好像只是为了赢得辩论，本来的意义已不再重要。

第三方面是香港市民对中国的认同，除了因为中央政府推出自由行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等统战手段所产生的一些表面效应外，两地民心的距离依然甚远。有人形容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富人的天堂，暗讽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楷模的小岛已经沦落为只是充斥各种名牌商品的购物商场。一些人曾经将香港推崇为中华现代文化的人文榜样，现在却只能是物质生活的休闲场所，对内地各个城市发展意识的启发只存在于过去的记忆之中。对于香港市民来说，贫穷的内地曾经让其不胜负荷，只有在叹息中保持距离。而对于今天富裕了的大陆，香港人的自卑却又让这种疏远变得顺理成章。无法建立的平常心和亲切感，让香港始终与罗湖河对岸的中国人民存在着一种异化关系。

如果要对这种现象做一个简单分析，也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一方面，香港回归后领导层的无能，从董建华的“好好先生”到曾荫权的“打好这份工”，都证明了保守和缺乏政治远见的行政主导体制，只会让急需研判发展方向的香港社会变得无助，让一个还有着无限潜能的香港像垂老的中产社会一样，在可能持续沉沦的结果面前显得无所适从。第二方面，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善意原则，却错误地联袂了官僚化的治港思维，让对港政策变成服务于僵化认识和教条互动的机械化行为。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灵活变通和对港事务的保守拘谨相映成趣。曾经被认为是香港发展的灵丹妙药的一国两制却成为了让不少人无所适从，或者是官员们推卸责任的形而上学。第三方面是香港的政党政治过于唯理性主义，得理不饶人，一旦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就对“敌人”穷追猛打。根本认识不了香港的政治现实，更无从给予空间让别人的价值认识获得足够的尊重。这种单边主义与政党政治自身所需要的政治技巧相悖，也让革命情怀和政党之间的政治博弈显得格格不入，在权力天枰严重失衡的香港政治版图上，就算是真理也只能够是原地踏步。

香港的历史充满着活力、矛盾和孤独感。这是一个殖民地，在中国大陆的边陲，历史中曾多次扮演被各方利用的角色。除了英国扩展其殖民利益外，香港更多地是西方对中国进行监控和交易的租界，香港市民透过分享其中剩余的经济利益，维持着自己的阿Q精神。而中共在获取政权之后，为了保持与外界接触的窗口，策略性地让香港这个民族自决的“耻辱”长期存续，继而借助香港的自由经济帮助祖国大陆的建设。试想，这样的社会除了能够孕育出小市民之外，还能够有什么伟大的创造。在这些小市民中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族主义者，以一种无力感发起了省港大罢工，反英抗暴，反对殖民地统治的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甚至越俎代庖在钓鱼台抗日运动中承担着主导角色，并成为支撑着“六四”这段记忆的中流砥柱。这种存在于民族感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在香港战后的六十多年里显得格外晦涩和有趣。然而，这些小市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强大催化剂，正是因为这种市民社会形态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所迫切需要的，也是中国转换经济发展路线的积极补充。因此，香港被动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功臣。

如果有人将香港的政治运动说成是中国政治的麻烦制造者，那是对香港社会的性质和历史缺乏了解。但对于那些官僚意识严重的中共官员来说，“六四”情结可能在这种错误认知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对于坚持平反“六四”并居住在香港的爱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两者间的思维认识却非常相似，只是结论存在于水平线的两端。如果要真正改变这种对立，就只能够依靠思维的改变，思维的改变就只能够依靠对历史的正确和宽容认识。

担任香港支联会二十一年主席的司徒华黯然离世，从某个视角来看，是香港政治走入新历史阶段的起点。我们都知道香港政治中的“六四”情结掌控着香港政治的话语，是香港政治中的好人与坏人的道德评价标准。虽然说支联会只是香港政治组织的其中一个，但他在过去二十年所占据的道德高地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团体能够挑战。每年“六四”的维园集会就给予了证明。试想，从支联会衍生出来的香港民主党如果没有“六四”政治的光环，何以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也与“六四”曾经凝聚了香港所有的政治精英，继而建立支联会和民主党的历史现实息息相关。

但当我们被历史所绑架而无法从超越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它的当代意义时，又如何能够正确认识历史的伟大和浩瀚。“六四”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它的伟大旗手也已年迈去世，我们是否应该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来反思。这除了是对继续争取“六四”平反的爱国民族主义者来说，更是对中共的主政者而言。如果这个民族曾经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就不会没有能力替“六四”风波画上句号。在中共的历史中，拨乱反正，自我批评，以唯物主义者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事件，都曾经帮助中共站到高点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种能力让中共在掌控政权与推进国家建设、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之间找到了平衡。

正当所有人估计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持续对抗的局面时，香港民主党毅然调整态度，掌握和中方妥协的契机，在司徒华的大力支持下，拒绝参与五区总辞，克服了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阻碍，与香港政府达成共识，在立法会中通过了香港政制往前推进的议案。如果没有来自于中共高层的认可，这样的妥协并不可能。这种对话所达成的成果，让各方面首次认识到政治和谐对香港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十多年的对抗，就显不出这次协议的历史性；没有这样的妥协，就展现不出过去十多年的社会代价和香港市民在精神上的疲惫。对小市民来说，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虽然不能够改变其朝九晚五的生活，但社会整体在政治骂战和对抗中所承受对生活的干扰，却无法轻描淡写地被闲置。香港真的累了！

“六四”让香港市民对中共产生了不信任感和怨恨，基于对“六四”的情感宣泄而产生的政治压力，促使中共对香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所顾虑，这都是香港政治恶性循环的阴阳两极。它已经来回走了二十一年，占有着改革开放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任何人对此采取鸵鸟态度都是不现实的。“六四”平反必将成为现实，但它不应该让香港在争取的过程中固步自封，无视历史的变化和人民对发展的诉求，更不能够站在历史的遗迹迎接这个日子，阻止新一代人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今天的国家和社会。历史虽然无情，但我们却要与时俱进，以对当下现实的认识来考量历史的记忆。对于主政者来说，以专制的手法来说明历史可能具备对某种政治和社会普遍利益的考量，但错误地估计人民的记忆，以为无语就代表认同，是历代庸君常犯的错误。主动掌握历史机遇，让真诚化解怨恨，让发展弥补曾经的失误，以反思来建立真正的谅解，才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所应该保持的气度。我们应该从这次香港政治改革方案中看到，地平线的两端只要主动更换考察的角度，还是可以让两极化为一点，欠缺的只是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熟识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香港事务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性。这可能是因为对台湾的联动效应，也可能是对香港在改革开放中所做贡献的回馈，或者是因为这个被抛弃的孤儿曾经在回归前的孤独漂泊。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看到在对待香港同胞方面，中央所给予的照顾。但政治上却不一样。这种特殊性中的特殊性正是因为香港在“六四”风波中的作用所致。不少人会质问，一个小小的香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疑问还要在“六四”中才能找寻到答案。作为对港事务的责任部门，国务院港澳办成为了解读这种特殊性中的特殊性的智库。但在过去十四年的回归经验里，它并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一般人都会将责任归咎到掌管这个部门的政协副主席廖晖身上。也因为这个原因，最近刚接任的王光亚就被赋予了无限的期待。

香港是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香港的政治文化和中国有着根本的分别，这是历史经验不同所产生的结果，没有这样的现实就没有一国两制产生的理论依据。邓小平的伟大正是他能够直面这样的事实差异，并极具创新地提出了一种超越时代认识的建议。但这种创新性正好也是不少官僚所未能深层理解和认识的，对建议的错误解读产生了不适当的政策。对于港澳办来说，要保护好香港的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河水不犯井水曾经成为了一些人说明两地互动的原则，因此来自香港的政治批评都变成了指手画脚，甚至被升华为敌我矛盾。而五十年不变不再是安稳人心的政治承诺，而成为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回归祖国后的更大自由成为了一纸空言。一些人开始怀念殖民地政府在管治后期所给予的政治空间。

没有太多人质疑中共中央对香港的大政方针，但也没有人相信北京的相关行政机构对香港的形势有全面和客观的认识。一般人都认为港澳办对香港的认识局限于来自亲中团体、资本家和公务员的意见，没有太多人相信这些重要人物能够客观地反映香港的现实情况，包括对中央政策的批评。如果香港自身的管理团队能够获取香港市民的信任，那么来自北京的无知无欲就不再那么重要。但当市民深信港澳办真正掌握着香港的发展命脉，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就显得很关键。据说，前港澳办主任廖晖除了陪伴中央领导人访港之外，并没有对港进行单独访问，更没有与任何“圈外人”有所接触。试想，这究竟是对一国两制的负责还是不负责？漠视香港的政治文化，僵化地采取官僚式管理，只会出现五十万人上街的客观结果。

香港的政治历史和客观政治权力结构，必定导致香港官员依赖于北京对政治议题的“指导”。港澳办应该认识到这种结合指导和不干预的辩证关系，认识到一国两制所代表的统一和区别，认识到五十年不变和去殖民地统治之后的积极变革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如果有人对这种复杂的认识嗤之以鼻，认为香港已经是大中国的一员，无需如此费劲，就不妨将港澳办甩掉，直接让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如果有人认为要坚持僵化的一国两制认识，要河水不犯井水，也应该将港澳办撤销，香港继续悬挂五星红旗就可以了。港澳办的存在基础就是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的特殊性，认识到这种特殊性中的特殊性。套一句中共处理艰难问题的法宝----解放思想，只有在这种思维状态下才能够抓住特殊性的真谛。

香港的不同政治势力，包括民主党和民建联，由于对中共政治文化的传统理解，未能认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为香港处理自己的事务所提供的空间，同时还提供了作为中国公民的独特意义。来自于所谓保皇党的民建联和反对派的民主党，两者都属于爱国民族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差异就是对中共治港政策的不同理解和妥协程度。这在对“六四”的两种判断和认知态度主使下，无法不归类到政治天平的两端。由于两种判断和态度所形成的不同策略，让香港政治和谐的挑战变得尤为艰巨，更让这两个同属爱国民族主义范畴的不同政党成为了对抗的双方。虽然如此，我们应该从这次政治体制的妥协过程中，看到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的两极都可以在一定诚意的基础上共存共生。这种诚意的基础必然是对对方立场的善意理解。如果北京方面不能够认真抓住这种基础的其它可能性，或者民主党不能认识到香港的利益只能够建立在与北京的良好沟通上，香港政治的虚无主义将继续消耗着发展的机遇。在香港的政治光谱里，由于不必要的原因，公务员和资本家都被放到了不适当的位置。前者是职业经理人，受到港英政府的精心培养，严重欠缺政治魄力，是没有灵魂、但却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僚体系。

后者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之外，不准备为社会肩负任何政治担当，只知道享受因统战需要而提供的政治免费午餐，是香港政治的寄生虫，是政治发展代价庞大的关键原因。由于中共错误估计香港政治稳定的基础，过于顾虑香港经济出现的不稳定性，更鉴于改革开放初期需要香港的资本和专业知识，历史的偶然让资本家和商人成为了香港政治版图变化的重要元素。香港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和香港放任经济政策所形成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成为香港持续繁荣和政治和谐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为确保香港回归的稳定而姑息了资本家的历史，彻底调整将资本利益凌驾整体利益之上的政治现实。今天的政治挑战早已呼唤一种战略转移，让资本家回到应有的位置上，让其承担香港均衡发展的责任，才是香港需要的共识。

在接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大陆，七百万香港人确实不算什么。但对于不断寻求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的中共，以及正昂首阔步从基础设施和经济现代化转轨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中国社会来说，香港可以提供的却是无限的想像空间。香港在历史上的窗口作用，应该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继续扮演榜样的角色。如果内地正在有效地应对因社会转型而不断涌现的新型社会矛盾，那么香港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地日后社会问题的预告与警示。站在香港政治体制变化的全局上考虑，如果连这样的改革都触动着中共中央的神经，我们又如何提升面对台湾政局千变万化时的承受力。事实上，只要我们认识到这种客观存在的变易正是一国两制的理论前提，我们就不会如此轻易地将必然的特殊再次理解为特殊，港澳办也就不会在大惊小怪的反应中来思考对策。

不久的将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将进入成熟期，特别是当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出于利益的原因，认为香港更应该强调一国的前提。这样的发展由于中国国力的高速增长而变得必然。就以人民币在香港和台湾的受欢迎度，可以想像大中华地区货币非正式地统一所预示着的政治意义，而两岸三地的经济整合将让台港的社会形态，无法回避来自中国大陆的直接影响。这种发展趋势将让港澳办等机构必须重新思考一国两制如何与时俱进。王光亚曾经在外交部工作了数十年，经历了中国应对外部形势的瞬息万变，更应该从老一代领导人在处理国际问题中认识到承载着一国两制的辩证思维。就好像毛泽东在复杂的冷战环境中，悟出了如何透过三分世界的认识来建立中国的独特外交理念和战略，到今天中国还享用着这种理念和战略所遗留给下一代的外交成果。

还有不到两年，中国的领导集体将面对阶段性的转变。这次转变是中国经济成就跨越了历史高点之后的首次迭变，新一代的领导层将会是战后出生、拥有更为广阔视域的一群政治家。他们的自信将无形中提供更具有创新意识的决策基础，更加适应一国两制所需要的超前思维。对于港澳办来说，这可能被视为是一种机遇，从此积极调整思维、扬弃传统对香港事务主导权的认知，以辩证的政治认识替换官僚主义和超越行政格局的局限，让香港能够成就其自身应该扮演的角色。但这也可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积极的变动将被理解为挑战，也就是官僚对转变所自然而然激发的危机反应，将任何变化解释为不稳定性并将其视为对现状的挑衅，从而以保护既有成果的方式来应对。后者的结果当然就是和谐被消解，斗争成为主导社会交往的唯一工具。

对于香港的政治领袖来说，经历了十几年的政治徘徊与经济停滞，加之目睹了中国整体国力的无限提升之后，我们不得不俯首自问，检讨香港所面对的困境。如果香港的领导者继续固步自封，鼠目寸光，那么他们必将无法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对于香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不管他代表着任何政治派别，如果他们依然身陷于历史的泥沼不能自拔，依然以历史的道德标准来考察今天香港发展的需要，依然将民族的提升作为理由，以近乎专制的姿态掩盖香港所需要的政治魄力和勇气，正所谓一叶障目，这两种态度都将继续阻碍香港争取发展的机遇，与僵化的官僚和庸碌的公务员别无二致。香港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但它并不需要安于现状，更何况这种现状已经被大多数香港人所否定。香港的问题并非只是政治性的，关键的挑战来自于这个小集体的经济层面，至少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转型是迫切需要的。从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持续的GDP增长和企业利润的不间断上升却伴随着香港市民收入的实质萎缩，生活水平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用心检讨五十万香港市民示威的潜在原因，则明显是借二十三条立法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尤其是对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公，以及行政权力和资本之间的不适当关系。从香港各个阶层利益差距的持续恶化看来，下一次的五十万人将再次借用某种机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要避免这种发展的可能，相关部门和群体就必须改正以往的思维模式，以攻为守，将风险消灭于萌芽阶段，正如邓小平一样，直面问题，采取主动，以创意和解放的思想为基础，寻求积极的应对。

由于香港问题的主动权主要在北京，这就让港澳办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对于香港面对文章开始时所叙述的三种信号，我们是否能够将其转化为机遇，并借助中国领导层更替的东风，彻底改写香港的政治生态。不少人认为，以习近平和王光亚的家庭和事业背景，他们应该能够超越普遍存在的官僚恶习，以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来重构香港与北京的政治关系，以更为广阔的胸襟来包容京港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建立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历史再次证明香港虽然小，但却能够作为中国持续科学发展的添加剂。我深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将能够在和谐和科学的轨迹上，成为香港和台湾人民幸福生活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