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遗憾的是，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却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所冲淡，众多权益受损者面对无可奈何的社会现实，只能通过上访、暴力抗争或者上网发泄怨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不健康的国民情绪已经和政府形成对拧局面，并与社会层面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因素形成合力，成为中国继续向上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溃败”，认为这将导致整个中国社会逐渐失去活力直至死亡。实际上，如果我们采取正视现实的态度，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死亡的前兆，比如社会上升机制堵塞、国家法制进程停滞、公众道德大幅度下滑、国家基层政权运转失灵、贪腐正在各个层面向纵深发展、政府诚信丧失几近信用破产、政府失范导致权贵结合肆意侵吞社会财产等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中国社会出现了上述种种溃败迹象，但整个国家向上发展的势头未减，中国社会大局仍然保持着稳定状态，当局在打击贪腐和与权贵决裂上虽然疲软乏力，但至少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整个中国社会下滑溃败虽然呈现一种加速状态，但还尚未进入死局。作为中国的决策层，只要能够正视溃败现实，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在遏制并扭转社会溃败这件事上还是大有可为。
至于如何作为，当局则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着手。首先，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在思维层面，政府一定要扭转“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思路。过往一味强调维稳的思路虽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往往掩盖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忽视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压制了民众的正当利益需求。而且在执行层面，因为目前的官员任期和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的执政思维夜往往是眼下利益为大，使得维稳成为通过暴力压制社会不同声音和利益表达，成为维护地方政府和官员利益的借口。
从长远看，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加速矛盾的积累，使得维稳成本急剧上升，出现“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导致维稳成本大幅攀升，2011年中国维稳成本甚至超过军费开支就是明证。而实际上，真正的稳定并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保证秩序。作为政府，就是要在规则和秩序上下功夫，采取正视现实的态度，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重建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利益分配格局。
其次，要建立法制社会，在社会层面树立“以法为大”的观念。 在中国，“权大于法”的观念深藏在中国人的头脑深处，几千年都未能得到扭转，尤其是最近一些年来，“官本位”的抬头和司法系统的腐败堕落更使得社会法制建设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人民群众，尤其是利益受损群体对司法系统的信任感几乎荡然无存。所以，要建立法制，出了要在全社会树立“以法为大”的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角色，要带头尊重法律，如孙立平教授所言，要纠正”权力失控”现象；司法系统要尽职尽责，不可视法律成为儿戏，要以实际行动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敬畏感；在制度层面，要让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让司法系统从政府权力的奴婢变成保持中立的判官，从人事和财政上脱离了政府权力的控制。惟其如此，才能保证这种制度化的解决方式和利益分配格局不被官僚利益冲动所破坏，才会让民众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而非情绪化的上访、上网或暴力抗争来表达利益诉求。
在政府的角色上，政府要在职能回归上要下足力气。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者，理应从全局出发来协调整个社会的发展，而非陷入微观领域的具体经济活动中，更不能和资本力量进行勾结，形成诸如孙立平所言的“权贵资本”。尤其在经济层面，政府更该担任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应该为民众服务而非处处与民争利。举例而言，在社会矛头所向房地产市场，政府就不应该贪婪地攫取完链条上的最大利益后还把责任推到房产商身上转嫁矛盾，而是应该正视民众的住房需求和房产商的利益需求，应该完善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设，使得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切实履行一个人民政府的责任，切断与社会资本的暧昧关系。
其实中国的情况都很清楚，作为一个强势政府，其政策导向如何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切身感受和对社会的“观感”，并进而影响社会群体价值观念的形成。政在回归自身职能，不再唯利是图，不仅有利于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加速推进，有助于自身形象建设和再塑民众对政府信心之外，也必定能够在社会层面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层面诚信缺失、道德底线失守的现象，避免社会加速崩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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